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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哲《矛盾论》：一个干成大事的顶级思维
发布时间：2026-05-09 15:29 文章来源： 华夏基石e洞察 作者:黄卫伟 点击：次
▪ 文 / 黄卫伟，华夏基石六君子塾首席导师，华为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 根据黄卫伟教授在华夏基石六君子塾（企业家创始人班）2025级第一次课程《管理政策与辩证法》主题授课内容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1
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
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即德鲁克关于企业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是个什么企业？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我们的企业到底是个什么企业？是不是想清楚了？是不是定义清楚了？像这些暴雷的房地产企业，到底是个什么企业就没想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将是个什么企业？
按照现在的路径去发展的话，企业最终会是个什么样子？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个什么企业？
我曾经问过，在德鲁克的三个问题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再前进一步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后来发现不行，因为这三个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源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我是谁？从哪来？往哪去？所以，德鲁克的三个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超越不了。
中国共产党确实很有智慧。在十六大报告和十九大党章中，明确了两个关键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这两个问题的清晰思考，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能把三个问题变成两个问题，这在科学上来说是一种进步，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企业的发展也可以从这两个问题中找到启发。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换成“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怎么建设企业”，就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英明制度，这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我们知道，美国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但特朗普试图改变这一模式，转向垄断和霸权。德国则是社会资本主义，其企业治理中，监事会的地位高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一半由股东选举，另一半由员工选举。这种制度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例子。韩国在朴正熙时期，台湾地区通过集权政府领导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进入前列后，逐步吸收民主制度，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西方和其他国家难以复制中国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独特的，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通过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点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投机性。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召开的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再次强调，宪法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是巩固和发展，对非国有企业的政策是支持、鼓励和引导。这种平衡的把握，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希望。只要把握好这个度，中国就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像杭州的DeepSeek、宇树机器人，还有华为、比亚迪等，都是杰出的民营企业代表。华为去年的预算目标是8000亿，最后实际完成了8600多亿，今年的预算目标是9200多亿，能否冲击万亿还是未知数，但至少会非常接近万亿。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制度能不能容纳这么大规模的民营企业？这将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世界领先的关键。
民营企业如果能做到一万亿甚至两万亿的规模，富可敌省，社会能否容纳？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法律和宪法框架内进行。民营企业不能只盯着赚钱，尤其是不能只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否则，就像胡润百富榜上的一些人，上去容易下来难，结局未必好。
当然，作为企业的控股方，在企业家的领导下，企业能够高速发展并打好基础，这是必要的。但企业还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规划，不能只局限于短期利益。
02
管理决策与管理政策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管理决策与管理政策？
H·西蒙认为“管理与决策几近同义”。学界将西蒙的这一判断简化为一个著名的命题：管理就是决策。这一命题抓住了管理的实质，推动了管理科学的发展。西蒙的观点确实很经典，但我认为，这一命题未能解决管理者依据什么做决策，以及最高管理层更多的是做什么决策的问题，“决策”还是需要“政策”为指导。
高层管理者面临的不是决策难题，而是政策难题，即在事物的矛盾中进行权衡取舍和把握适当的度的难题。
第一，管理决策与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案例：毛泽东同志对指挥员的战略、战役和战斗决策过程的精辟论述】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毛泽东静下心来总结红军创建根据地以及五次反围剿的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指挥员的战略、战役和战斗决策过程有个精辟的论述：
“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这段话非常经典。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进一步指导，表面看是在讨论军事战略，实际上是讨论军事战略的哲学问题。他很准确地把指挥员在做出战略和战斗计划之前的认识情况过程写得很清楚。
但是我的问题是，指导决策过程的指导原则是什么？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战略决策的政策指导原则：
首先，要有正确的目标。反围剿战役的目标是获取反围剿全局的胜利，而不仅仅是抓住战机打一仗，消灭一伙敌人。
其次，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要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三，慎重初战。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决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所以，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我们主张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
第五，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
第六，掌握主动权。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些原则不仅是军事决策的指导，也对我们思考管理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作为领导者，我们需要从全局出发，考虑每一个局部决策对整体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提醒我们，决策时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全局观念，以及对各种情况的深入分析。
所以，管理决策与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决策是一个过程，需要政策指导。
（2）管理决策实际遵循的是“满意准则”，而满意是一种度的把握，寻求恰当的度在性质上属于政策。
我曾是人大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的主任，对管理科学尤其是定量方面的运筹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运筹学追求的是最优解，但实际管理中，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并不是最优，而是满意的结果。
（3）正确的决策保护对立面，是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重要政策，相反相成。有个学者叫马奇，他在管理学上的造诣很深，虽然没有像西蒙那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观点常常一针见血。马奇和西蒙合著的书里提到的一些观点入木三分。他认为，重大决策失误往往是因为听不进反对意见，甚至压制不同声音。这让我想到企业创新。创新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活动。在创新过程中，怎么确保成功呢？一个关键点就是保护对立面，允许反对意见。如果一个企业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只会盲目地跟着上面的指示走，那最后很可能会因为缺乏不同意见而导致失误。
（4）规定下属的自由裁量权是面对不确定情况的一种必要政策。在面对不确定和不对称的情况时，给予下属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必要的。这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需要政策来调节。
（5）通常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一种政策治理，摆正方向，顺其自然，尽量减少直接干预。就像国务院的治理方式，不是放松不管，而是一种有策略的管理。
第二，管理政策的研究方法。
1．管理政策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
（1）研究任务。管理政策研究的任务是揭示企业管理的内在矛盾及其对立统一和向对立面的转化，并说明它如何推动了企业的发展。管理政策研究为企业家和经理人提供处理企业矛盾和内外重大利益关系的理论和方法。
（2）研究对象。管理政策以管理矛盾为研究对象。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
黑格尔认为：“一切对象之矛盾性乃是哲学思考的本质。”“凡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其中。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列宁进一步指出：“普通的表象所把握的是差别和矛盾，而不是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3）研究逻辑。在整体上采用一套概念框架，将企业的发展看作从创业到成长，再到成熟和变革，即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发展是螺旋式的，经历否定之否定，向原点回归的上升过程。当然，也不排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发展出新的概念。但这些新的矛盾和概念是在原有矛盾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原有基本矛盾的展开。
（4）管理政策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但又具有不同于科学与艺术的特点。
作为科学，如果你能提出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一个定律，但作为管理的规则，不能用一个反例来推断。所以，检验管理政策理论的正确性基本上是不能用科学的证伪方法的，大量成功实践是检验管理政策理论正确性的标准。
所谓管理政策的艺术性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艺术，艺术是没有检验标准的，而管理政策却有着严格的检验标准，那就是市场。
为什么现代社会以企业管理作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社会组织的管理的标杆？
德鲁克认为，从组织的历史来看，许多组织都比企业出现得早，比如军队、国家、教会、学校甚至大学，这些组织都早于企业，而企业的历史只有200多年。但企业管理之所以成为标杆，是因为企业管理有明确的标准——市场。市场是检验企业管理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无论你的理论多么天花乱坠，如果在企业中无法取得市场成功，这些理论就无法生存，也不会被接受。
其他类型的管理就不同了。比如军队管理，打仗时必须打胜仗，但平时的管理标准就很难定义。再比如公共管理，人民大学成立了公共管理学院，给他们的资源和教学设置比商学院还要多，但公共管理没有明确的标准。什么叫好的公共管理？没有人能说清楚。而企业管理则不同，市场就是标准，只有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证明管理是正确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缺乏科学性，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很难真正学会如何管理。他们只能照章办事，但这些章程和程序是否正确，却没有检验标准。而企业管理则不同，它的一切都经得起市场竞争的检验，这也是为什么企业管理成为所有组织管理的标杆。
2．《矛盾论》是研究和处理企业各种矛盾的指南
毛泽东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矛盾论》。《实践论》是认识论，《矛盾论》是真正的辩证法，是毛泽东同志基于中国革命实践从哲学高度作出的理论阐述，它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第一，《矛盾论》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同志首先抓住了“矛盾”这个事物发展的本源，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通俗的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有一个很简练的命题，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由此可见，抓住矛盾这个事物发展的本源，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才能使管理政策在分析和解释企业管理问题时具有科学和清晰的方法论。
第二，《矛盾论》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论述是与实践结合得最紧密的辩证法理论，是最具独创性的，实践中最容易在此问题上迷失方向。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CEO，你们的体会可能比我更要深切。怎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其实是你们领导工作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搞偏了或者没抓准，其实就是对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偏了，或者没看清。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有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干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所以，怎么抓主要矛盾，怎么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做领导者的工作方法中最核心的部分。由此可见，全力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厘清事物复杂的矛盾关系的方法。那么怎么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呢？关键是目标要清晰，要按照目标排出矛盾的优先次序。所以，没有抓准主要矛盾，是因为对目标的识别出现偏差。那我们怎么抓主要矛盾？如果确定了目标以后，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可以先把达到目标的各个条件、任务列出来，从目标的角度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个是主要矛盾。比如说预算的资源分配，大多面临部门利益冲突和沉没成本问题，但什么是主要矛盾呢?那就看你的目标是追求规模还是领先。要追求规模的话，矛盾就优先出局；追求领先的话，矛盾的优先次序就完全不一样。
第三，《矛盾论》清楚地阐述了矛盾的同一性这一最抽象又是最实际的概念，为如何处理矛盾的对立统一及向对立面的转化提供了指导。
毛泽东同志指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连接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研究中国革命，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几次重大战役，对我们来说有着重要的启示。英国统帅蒙哥马利曾对毛泽东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指挥三大战役、解决中国建国问题表示钦佩。但毛泽东认为，四渡赤水才是他军事生涯中的神来之笔。
但金一南认为四渡赤水的过程并非全然出于主动。一渡赤水是因为土城战役失利，不得不撤退。二渡赤水时，毛泽东开始有了战略。红军要过江，要和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也清楚这一点，他开始发现国民党部队在被红军调度，而三渡赤水更是摆脱了敌军，到湘西去和20军团会合，这样把国民党的主力包括黔军、湖南的部队主力都调过来，到四渡赤水则则在贵阳虚晃一枪，把国民党军队从云南调开，这样云南就空了，而在云南又虚晃一枪，就把金沙江全部空出来了，红军得以安全渡河。所以，我是认为四渡赤水的战略是逐步形成的。
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展现了他在行政区划图上指挥战役的能力。他不像林彪那样关注具体的地形细节，而是从全局出发，确保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在东北，无法撤退到关内。这种战略眼光在辽沈战役中尤为明显，毛泽东坚持先打锦州，以关门打狗的策略确保东北野战军的胜利。
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战略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计划的周密性，还取决于执行力和战斗力。国民党的战略并非没有道理，但其军队的战斗力不足，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同样地，在中美竞争中，执行力和战斗力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美国在战略上常常采取统计学的方法，确保有必胜的把握才会开战。美国近年来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屡屡受挫，花费了巨额资金却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表明，即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和执行力，也难以取得成功。
【案例：曼施坦因计划】
二战时期，德国有三位杰出的统帅，他们留下的回忆录非常值得一看。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曼施坦因的《失去的胜利》，以及隆美尔的《战争日记》，这三位军事家的著作对军事战略有着深刻的见解。
曼施坦因计划被称为二战中德国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是希特勒引以为傲的一次战役。原本的战役计划是以B集团军作为主攻方向，面对的是驻守在比利时和荷兰的盟军70多个师。然而，曼施坦因认为这种打法很可能演变成一战的那种消耗战，而德国在一战中正是因为消耗战而失败。所以，曼施坦因的计划是将进攻重点放在A集团军的方向，从阿登森林和哈登山地一带突破，用坦克师从那里打开缺口，绕到盟军背后进行夹击。这一策略最终成功地消灭了70多个盟军师，随后德军回身进攻法国。
曼施坦因当时只是12集团军的参谋长，他的计划本来不能直接上报到希特勒那里。但由于他的贵族背景和家庭关系，他通过特殊渠道将计划呈报上去。最终，这个计划被采纳，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曼施坦因计划第一次作战令规定的总企图是尽量多地击溃法军及其盟军，同时尽量多地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领土，作为未来对英空战和海战的基地，以及鲁尔区的辽阔前哨阵地。修正后的第二次作战力度总企图，也是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领土上牵制和歼灭尽量多的法军部队，继续在陆上和空中的英国作战创造便利。
我为什么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说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曼施坦因的作战计划表述非常简单：西线攻势的目标必须是在陆上寻求决战。“像陆军总司令部进军指令所提出的局部目标，无论就政治付出（破坏三国的中立）还是军事付出而言，都不尽合理。”就是说，没抓住主要矛盾。“德军在欧洲大陆的攻击力，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要素，为了局部目标将其消耗掉，实不可取。况且已考虑到了苏联的因素。”
2013年夏天，我和任正非散步时聊起了曼施坦因的《失去的胜利》。我复述了书中的这句话：“德军在欧洲大陆的攻击力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要素，为了局部目标将其消耗掉，实不可取。”任正非立刻接过话头，说主力不能消耗在局部目标上。他当过兵，对军事战略有深刻理解。
任正非第二天要去成都研究所讲话，还在琢磨讲什么主题。这次散步给了他灵感——主力不能消耗在局部目标上。战略资源不应消耗在非战略机会点上，而应集中在战略方向性的大项目上，这一理念后来成为华为研发资源配置的重要原则。
3.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思想有助于管理政策研究
中国古代哲学中也不乏很精辟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中国先秦哲学《老子》和《庄子》中阐述的朴素辩证法，也是管理政策研究的方法论。
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系统性、逻辑上都有非常强的的严谨性，但中国的老子和庄子是更接近于常识的辩证法，非常深刻的，而且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比如老子的思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的“无”与“有”的范畴与黑格尔的“有”与“无”的范畴是有区别的。老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辩证法范畴，而黑格尔是在中世纪以后才提出的。
老子的思想促使我们用“有”与“无”的概念去思考：什么是企业的“有”？什么是企业的”无”？二者是什么关系？我的观点是，实物形态是企业的“有”，万物生于有；精神形态是企业的“无”。“有生于无”，企业的创业从“无”到“有”，始于企业家的思想。企业家的思想不仅决定了企业能否创办成功，还决定了企业的未来发展和与其他企业的差异。这对于解释创业是从什么开始的？企业将是个什么企业？企业间差异的源头是什么？等等这些根本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中国的先秦智慧真是了不起。可惜汉武帝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抑制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从那以后，中国在哲学上的贡献就不多了。程朱理学让儒家思想更固化了，王阳明的心学是个例外。
03
小结
最后，让我们重温黑格尔和列宁的经典论述：
黑格尔认为：“一切对象之矛盾性乃是哲学思考的本质。”“凡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其中。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
列宁指出：“普通的表象所把握的是差别和矛盾，而不是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恰当处理企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关键是目标和尺度的把握，从而使管理政策成为一种集科学与艺术为一体的智慧和实践。
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
以上讨论的是关于管理哲学与管理政策的方法论部分。谢谢。
▪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 根据黄卫伟教授在华夏基石六君子塾（企业家创始人班）2025级第一次课程《管理政策与辩证法》主题授课内容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1
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是个什么企业？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我们的企业到底是个什么企业？是不是想清楚了？是不是定义清楚了？像这些暴雷的房地产企业，到底是个什么企业就没想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将是个什么企业？
按照现在的路径去发展的话，企业最终会是个什么样子？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个什么企业？
我曾经问过，在德鲁克的三个问题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再前进一步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后来发现不行，因为这三个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源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我是谁？从哪来？往哪去？所以，德鲁克的三个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超越不了。
中国共产党确实很有智慧。在十六大报告和十九大党章中，明确了两个关键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这两个问题的清晰思考，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能把三个问题变成两个问题，这在科学上来说是一种进步，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企业的发展也可以从这两个问题中找到启发。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换成“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怎么建设企业”，就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英明制度，这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我们知道，美国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但特朗普试图改变这一模式，转向垄断和霸权。德国则是社会资本主义，其企业治理中，监事会的地位高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一半由股东选举，另一半由员工选举。这种制度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例子。韩国在朴正熙时期，台湾地区通过集权政府领导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进入前列后，逐步吸收民主制度，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西方和其他国家难以复制中国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独特的，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通过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点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投机性。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召开的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再次强调，宪法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是巩固和发展，对非国有企业的政策是支持、鼓励和引导。这种平衡的把握，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希望。只要把握好这个度，中国就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像杭州的DeepSeek、宇树机器人，还有华为、比亚迪等，都是杰出的民营企业代表。华为去年的预算目标是8000亿，最后实际完成了8600多亿，今年的预算目标是9200多亿，能否冲击万亿还是未知数，但至少会非常接近万亿。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制度能不能容纳这么大规模的民营企业？这将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世界领先的关键。
民营企业如果能做到一万亿甚至两万亿的规模，富可敌省，社会能否容纳？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法律和宪法框架内进行。民营企业不能只盯着赚钱，尤其是不能只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否则，就像胡润百富榜上的一些人，上去容易下来难，结局未必好。
当然，作为企业的控股方，在企业家的领导下，企业能够高速发展并打好基础，这是必要的。但企业还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规划，不能只局限于短期利益。
02
管理决策与管理政策
H·西蒙认为“管理与决策几近同义”。学界将西蒙的这一判断简化为一个著名的命题：管理就是决策。这一命题抓住了管理的实质，推动了管理科学的发展。西蒙的观点确实很经典，但我认为，这一命题未能解决管理者依据什么做决策，以及最高管理层更多的是做什么决策的问题，“决策”还是需要“政策”为指导。
高层管理者面临的不是决策难题，而是政策难题，即在事物的矛盾中进行权衡取舍和把握适当的度的难题。
第一，管理决策与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案例：毛泽东同志对指挥员的战略、战役和战斗决策过程的精辟论述】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毛泽东静下心来总结红军创建根据地以及五次反围剿的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指挥员的战略、战役和战斗决策过程有个精辟的论述：
“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这段话非常经典。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进一步指导，表面看是在讨论军事战略，实际上是讨论军事战略的哲学问题。他很准确地把指挥员在做出战略和战斗计划之前的认识情况过程写得很清楚。
但是我的问题是，指导决策过程的指导原则是什么？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战略决策的政策指导原则：
首先，要有正确的目标。反围剿战役的目标是获取反围剿全局的胜利，而不仅仅是抓住战机打一仗，消灭一伙敌人。
其次，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要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三，慎重初战。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决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所以，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我们主张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
第五，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
第六，掌握主动权。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些原则不仅是军事决策的指导，也对我们思考管理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作为领导者，我们需要从全局出发，考虑每一个局部决策对整体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提醒我们，决策时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全局观念，以及对各种情况的深入分析。
所以，管理决策与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决策是一个过程，需要政策指导。
（2）管理决策实际遵循的是“满意准则”，而满意是一种度的把握，寻求恰当的度在性质上属于政策。
我曾是人大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的主任，对管理科学尤其是定量方面的运筹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运筹学追求的是最优解，但实际管理中，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并不是最优，而是满意的结果。
（3）正确的决策保护对立面，是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重要政策，相反相成。有个学者叫马奇，他在管理学上的造诣很深，虽然没有像西蒙那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观点常常一针见血。马奇和西蒙合著的书里提到的一些观点入木三分。他认为，重大决策失误往往是因为听不进反对意见，甚至压制不同声音。这让我想到企业创新。创新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活动。在创新过程中，怎么确保成功呢？一个关键点就是保护对立面，允许反对意见。如果一个企业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只会盲目地跟着上面的指示走，那最后很可能会因为缺乏不同意见而导致失误。
（4）规定下属的自由裁量权是面对不确定情况的一种必要政策。在面对不确定和不对称的情况时，给予下属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必要的。这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需要政策来调节。
（5）通常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一种政策治理，摆正方向，顺其自然，尽量减少直接干预。就像国务院的治理方式，不是放松不管，而是一种有策略的管理。
第二，管理政策的研究方法。
1．管理政策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
（1）研究任务。管理政策研究的任务是揭示企业管理的内在矛盾及其对立统一和向对立面的转化，并说明它如何推动了企业的发展。管理政策研究为企业家和经理人提供处理企业矛盾和内外重大利益关系的理论和方法。
（2）研究对象。管理政策以管理矛盾为研究对象。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
黑格尔认为：“一切对象之矛盾性乃是哲学思考的本质。”“凡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其中。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列宁进一步指出：“普通的表象所把握的是差别和矛盾，而不是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3）研究逻辑。在整体上采用一套概念框架，将企业的发展看作从创业到成长，再到成熟和变革，即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发展是螺旋式的，经历否定之否定，向原点回归的上升过程。当然，也不排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发展出新的概念。但这些新的矛盾和概念是在原有矛盾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原有基本矛盾的展开。
（4）管理政策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但又具有不同于科学与艺术的特点。
作为科学，如果你能提出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一个定律，但作为管理的规则，不能用一个反例来推断。所以，检验管理政策理论的正确性基本上是不能用科学的证伪方法的，大量成功实践是检验管理政策理论正确性的标准。
所谓管理政策的艺术性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艺术，艺术是没有检验标准的，而管理政策却有着严格的检验标准，那就是市场。
为什么现代社会以企业管理作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社会组织的管理的标杆？
德鲁克认为，从组织的历史来看，许多组织都比企业出现得早，比如军队、国家、教会、学校甚至大学，这些组织都早于企业，而企业的历史只有200多年。但企业管理之所以成为标杆，是因为企业管理有明确的标准——市场。市场是检验企业管理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无论你的理论多么天花乱坠，如果在企业中无法取得市场成功，这些理论就无法生存，也不会被接受。
其他类型的管理就不同了。比如军队管理，打仗时必须打胜仗，但平时的管理标准就很难定义。再比如公共管理，人民大学成立了公共管理学院，给他们的资源和教学设置比商学院还要多，但公共管理没有明确的标准。什么叫好的公共管理？没有人能说清楚。而企业管理则不同，市场就是标准，只有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证明管理是正确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缺乏科学性，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很难真正学会如何管理。他们只能照章办事，但这些章程和程序是否正确，却没有检验标准。而企业管理则不同，它的一切都经得起市场竞争的检验，这也是为什么企业管理成为所有组织管理的标杆。
2．《矛盾论》是研究和处理企业各种矛盾的指南
毛泽东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矛盾论》。《实践论》是认识论，《矛盾论》是真正的辩证法，是毛泽东同志基于中国革命实践从哲学高度作出的理论阐述，它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第一，《矛盾论》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同志首先抓住了“矛盾”这个事物发展的本源，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通俗的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有一个很简练的命题，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由此可见，抓住矛盾这个事物发展的本源，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才能使管理政策在分析和解释企业管理问题时具有科学和清晰的方法论。
第二，《矛盾论》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论述是与实践结合得最紧密的辩证法理论，是最具独创性的，实践中最容易在此问题上迷失方向。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CEO，你们的体会可能比我更要深切。怎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其实是你们领导工作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搞偏了或者没抓准，其实就是对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偏了，或者没看清。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有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干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所以，怎么抓主要矛盾，怎么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做领导者的工作方法中最核心的部分。由此可见，全力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厘清事物复杂的矛盾关系的方法。那么怎么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呢？关键是目标要清晰，要按照目标排出矛盾的优先次序。所以，没有抓准主要矛盾，是因为对目标的识别出现偏差。那我们怎么抓主要矛盾？如果确定了目标以后，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可以先把达到目标的各个条件、任务列出来，从目标的角度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个是主要矛盾。比如说预算的资源分配，大多面临部门利益冲突和沉没成本问题，但什么是主要矛盾呢?那就看你的目标是追求规模还是领先。要追求规模的话，矛盾就优先出局；追求领先的话，矛盾的优先次序就完全不一样。
第三，《矛盾论》清楚地阐述了矛盾的同一性这一最抽象又是最实际的概念，为如何处理矛盾的对立统一及向对立面的转化提供了指导。
毛泽东同志指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连接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研究中国革命，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几次重大战役，对我们来说有着重要的启示。英国统帅蒙哥马利曾对毛泽东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指挥三大战役、解决中国建国问题表示钦佩。但毛泽东认为，四渡赤水才是他军事生涯中的神来之笔。
但金一南认为四渡赤水的过程并非全然出于主动。一渡赤水是因为土城战役失利，不得不撤退。二渡赤水时，毛泽东开始有了战略。红军要过江，要和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也清楚这一点，他开始发现国民党部队在被红军调度，而三渡赤水更是摆脱了敌军，到湘西去和20军团会合，这样把国民党的主力包括黔军、湖南的部队主力都调过来，到四渡赤水则则在贵阳虚晃一枪，把国民党军队从云南调开，这样云南就空了，而在云南又虚晃一枪，就把金沙江全部空出来了，红军得以安全渡河。所以，我是认为四渡赤水的战略是逐步形成的。
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展现了他在行政区划图上指挥战役的能力。他不像林彪那样关注具体的地形细节，而是从全局出发，确保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在东北，无法撤退到关内。这种战略眼光在辽沈战役中尤为明显，毛泽东坚持先打锦州，以关门打狗的策略确保东北野战军的胜利。
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战略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计划的周密性，还取决于执行力和战斗力。国民党的战略并非没有道理，但其军队的战斗力不足，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同样地，在中美竞争中，执行力和战斗力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美国在战略上常常采取统计学的方法，确保有必胜的把握才会开战。美国近年来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屡屡受挫，花费了巨额资金却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表明，即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和执行力，也难以取得成功。
【案例：曼施坦因计划】
二战时期，德国有三位杰出的统帅，他们留下的回忆录非常值得一看。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曼施坦因的《失去的胜利》，以及隆美尔的《战争日记》，这三位军事家的著作对军事战略有着深刻的见解。
曼施坦因计划被称为二战中德国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是希特勒引以为傲的一次战役。原本的战役计划是以B集团军作为主攻方向，面对的是驻守在比利时和荷兰的盟军70多个师。然而，曼施坦因认为这种打法很可能演变成一战的那种消耗战，而德国在一战中正是因为消耗战而失败。所以，曼施坦因的计划是将进攻重点放在A集团军的方向，从阿登森林和哈登山地一带突破，用坦克师从那里打开缺口，绕到盟军背后进行夹击。这一策略最终成功地消灭了70多个盟军师，随后德军回身进攻法国。
曼施坦因当时只是12集团军的参谋长，他的计划本来不能直接上报到希特勒那里。但由于他的贵族背景和家庭关系，他通过特殊渠道将计划呈报上去。最终，这个计划被采纳，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曼施坦因计划第一次作战令规定的总企图是尽量多地击溃法军及其盟军，同时尽量多地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领土，作为未来对英空战和海战的基地，以及鲁尔区的辽阔前哨阵地。修正后的第二次作战力度总企图，也是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领土上牵制和歼灭尽量多的法军部队，继续在陆上和空中的英国作战创造便利。
我为什么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说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曼施坦因的作战计划表述非常简单：西线攻势的目标必须是在陆上寻求决战。“像陆军总司令部进军指令所提出的局部目标，无论就政治付出（破坏三国的中立）还是军事付出而言，都不尽合理。”就是说，没抓住主要矛盾。“德军在欧洲大陆的攻击力，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要素，为了局部目标将其消耗掉，实不可取。况且已考虑到了苏联的因素。”
2013年夏天，我和任正非散步时聊起了曼施坦因的《失去的胜利》。我复述了书中的这句话：“德军在欧洲大陆的攻击力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要素，为了局部目标将其消耗掉，实不可取。”任正非立刻接过话头，说主力不能消耗在局部目标上。他当过兵，对军事战略有深刻理解。
任正非第二天要去成都研究所讲话，还在琢磨讲什么主题。这次散步给了他灵感——主力不能消耗在局部目标上。战略资源不应消耗在非战略机会点上，而应集中在战略方向性的大项目上，这一理念后来成为华为研发资源配置的重要原则。
3.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思想有助于管理政策研究
中国古代哲学中也不乏很精辟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中国先秦哲学《老子》和《庄子》中阐述的朴素辩证法，也是管理政策研究的方法论。
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系统性、逻辑上都有非常强的的严谨性，但中国的老子和庄子是更接近于常识的辩证法，非常深刻的，而且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比如老子的思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的“无”与“有”的范畴与黑格尔的“有”与“无”的范畴是有区别的。老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辩证法范畴，而黑格尔是在中世纪以后才提出的。
老子的思想促使我们用“有”与“无”的概念去思考：什么是企业的“有”？什么是企业的”无”？二者是什么关系？我的观点是，实物形态是企业的“有”，万物生于有；精神形态是企业的“无”。“有生于无”，企业的创业从“无”到“有”，始于企业家的思想。企业家的思想不仅决定了企业能否创办成功，还决定了企业的未来发展和与其他企业的差异。这对于解释创业是从什么开始的？企业将是个什么企业？企业间差异的源头是什么？等等这些根本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中国的先秦智慧真是了不起。可惜汉武帝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抑制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从那以后，中国在哲学上的贡献就不多了。程朱理学让儒家思想更固化了，王阳明的心学是个例外。
03
小结
黑格尔认为：“一切对象之矛盾性乃是哲学思考的本质。”“凡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其中。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
列宁指出：“普通的表象所把握的是差别和矛盾，而不是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恰当处理企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关键是目标和尺度的把握，从而使管理政策成为一种集科学与艺术为一体的智慧和实践。
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
以上讨论的是关于管理哲学与管理政策的方法论部分。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