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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战陕北的战略决策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力 | 党史中的管理学启示
发布时间:2021-06-30 11:53  文章来源:华夏基石管理评论   作者:高中华   点击:次

作者 | 高中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 《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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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篇章,在人民解放军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对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新中国,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胡乔木将其称为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决策的事情之一。

01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重大决断

充分体现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力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开始自卫战争,以积极防御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被迫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国民党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其意图十分明显,具有一箭三雕之意:一是为了打气壮胆,改变被动的局面、低落的士气;二是企图借攻占这座享誉世界的红色圣城,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三是考虑若不能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中枢机关,也可以将时处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赶到黄河以东,从而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面对敌人的战略企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洞若观火,精心地谋划着如何应对的策略。化解这一场危机看起来有极大的难处,但只要沉着应对,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采取“牵牛鼻子”的方式,先解决主要矛盾,就可一一化解军事危机与政治危机。

1947年初春之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已处在大战在即的危机形势下。国民党以胡宗南25万人的精锐部队围攻陕甘宁解放区,直冲延安而来。3月12日,开始派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拉开了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在西北的解放军部队大多散布在陇东、山西等地作战,正面阻击国民党的部队只有5000多人。以5000人迎击国民党正面攻击部队8万之众,双方力量对比1:16,极为悬殊。

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其得失事关重大。是守还是撤?起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并不主张走,于是提出“保卫延安”的口号。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一味硬打就可能重犯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而长期坚守则难以做到,只能“人地皆失”。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敌进我退”当是上策。此时,毛泽东还掂量一个问题,如果放弃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广大军民肯定难以接受。在打又打不赢、走又走不得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暂时撤离延安,但他和中央不东渡黄河,仍然留在陕北。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在最危急的关头最后一个撤离延安,并坚持留在陕北,即使后来几次面临危机局势,也不走。“毛主席还在陕北”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为什么做出放弃延安继续留在陕北的重要决策。他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1] 在他看来,蒋介石用34个旅的重兵围攻陕北,就是冲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来的,如果中共中央转向其他解放区,不仅其他解放区不安全,而且会将这些国民党重兵引过去,下一个解放区就会成为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为此,毛泽东毅然决断,留在陕北,让革命旗帜继续在陕北飘扬。

中共中央作出转战陕北的决策,正处于敌人从进攻转入防御、我则从防御转入进攻的紧要时期。我们在西北以2万兵力牵制20万敌兵,这是革命战争中一道最难解的难题。而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虽一度占领延安,但却背上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占了延安,但并没有找到中共中央,20多万军队就在沟沟壑壑的陕北高原里打转,前后达一年之久,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损兵折将。这是他们未曾想到的!

中共中央从转战陕北到最后离开陕北,前后371天,在此期间陕北形势完全改观。在陕北人民的支持下,西北兵团以少胜多,采取“蘑菇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场战斗三战三捷。在全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全国战场迎来了大好局面。毛泽东认为,为了直接指挥其他各个战场,研究处理新时期面临的更重大问题,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时机终于到来。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响亮喊出“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个预言不久后即成为现实。

毛泽东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蒋介石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下,陕北人民紧密团结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有了革命的主心骨。为了陕北人民,毛泽东决定不离开陕北,与陕北人民同患难,一起把国民党军队牵制在陕北,以西北的局势来影响中国的形势,换取最后的全国胜利。毛泽东之所以做出将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决策,就是为了避免国民党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体现出对解放区人民的无比热爱。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爱民如天,与民相依,时时处处把群众的疾苦和困难放在最突出的地位,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把根深深扎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传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使广大群众受益,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和鼎力支持。

人民群众衷心拥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947-1948年陕北发生大灾,老百姓宁愿自己吃苦菜吃树叶,也要节省出一点粮食,支援人民军队。有的农民拿出预留的庄稼种子,割掉未成熟的高粱、豇豆,连夜炒干送做军粮。习仲勋同志常说,陕北战争的胜利首先归功于陕甘人民的支持。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途中,老百姓不仅将筹措的物资及时送到前线,而且积极参军,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踊跃支前。

同样,党和人民军队关心群众生活,遵守群众纪律,爱惜百姓一草一木,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相比之下,国民党部队所到之处,百姓坚壁清野,使他们的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减员十分严重。习仲勋在纪念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时撰写《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文中指出:“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边区人民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持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2]

02

转战陕北期间一系列重大决策

对全国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进一步突显毛泽东核心领导力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尤其是以下几件重大决策,对全国局势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核心彰显的强大领导力。

其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之际,国民党在各方面严重受挫,陷入一片混乱。在1947年7月小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果断作出一个大胆的决策,将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打到外线去,把敌人调出去。此时“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敌我力量没有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下,出此决策,确实出人意料,但也有只有如此,才能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改变敌我攻防形势,并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

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决定以暂时的困难来换取最后的胜利,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其他战场的指战员把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担心变成取胜的动力,积极开展主动反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率军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以一种独特、大胆的进攻样式,像一把把尖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形成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彼此策应。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成为支持解放军夺取更大胜利的基地,不仅牵制国民党的兵力,使国民党军队处于被动地位,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带动了全国各战场的战略进攻,使战争态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盘棋做活了,为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反击做出了前期准备。

对这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正是这次战略大调整,实现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3] 。

其二,在战略进攻期间,毛泽东再次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将跨入到一个新阶段,作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部署。

1947年10月,毛泽东提出“打倒蒋介石”的政治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 的政治纲领,在全国上下以至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轰动。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回答了“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新中国”的具体方略,既有解放战争的“时间表”,又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怎样打倒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这既是人民解放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也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经验,又对下一步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做出了明确而完整的论述。

如何成立新中国?毛泽东提出 一系列土地、经济、统战等政策,提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三大经济纲领,并着手筹备成立新中国的工作。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后的18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平宣告成立。

其三,毛泽东提出要研究党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

他在1948年2月发表的《关于工商业政策》一文中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5] 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明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6] 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告诫全党务必注意政策的正确性。中共中央针对相当普遍存在的“左”的错误,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力度进行纠正。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7] 后来这些论述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成为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03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期

核心领导力的历史作用和重大启示

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一年零五天,是国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年零五天。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毛主席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对情况周密分析,始终在寻找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几次对重大战略决策进行关键性的调整。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永载史册,对后世更是影响深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讲的一句话。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以超前的政治智慧看清了事情发展的趋势,深思熟虑后提纲挈领做出判断和决策,提出具体政策和方针,使人顿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集中精力思考和研究党的战略,比一般人更早地觉察到事情的发展和变化,总能抓住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毫不含糊地作出决策,给全党指明前进方向。

全国战局发生根本变化,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核心领导,是通过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来实施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核心,就会忽略乃至忘记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8] 。正是有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中国共产党才敢于自我革命、勇于革命。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核心,充分说明维护党的核心领导、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党的事业极端重要。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终决定之权”。这就结束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主席的局面。到了党的七大时,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形成了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转战陕北的环境极为艰苦恶劣,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武装进攻,达到了我们党所要达到的“彻底的胜利”,开拓了革命新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核心作用非常重要,正是有了毛泽东这样的核心领导,中国革命才能走向胜利。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带领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人民共患难,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实现了队伍大扩张、理论大觉醒、优良传统与作风大发展。毛泽东曾经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9] 他从人民中获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英明决策。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留在陕北转战一年之久,有政治上争取主动的谋划,有情感上对陕北群众的难以割舍,大大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提高了人们必胜的信念。毛泽东有过一段精彩的说明:“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的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10]

毛泽东风雨兼程走在陕北的山道上,实际上是走在通向全国胜利的大道上。毛泽东从陕北窑洞走向华北,走向新中国,走向民族复兴。陕北人民对共产党和革命领袖的热爱、对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基与力量之源。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新时代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注 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76)(修订版)下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76.

[2]兰州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转战陕北[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11.

[3][4][5][6][7][8][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4, 1237, 1286, 22-23, 161, 1314, 149.

[10]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M].中央文献出版,2011:806.

责任编辑:郑 寰

注:本文转载自《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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