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邓荣霖，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邓荣霖老师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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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商学院的知名老教授邓荣霖先生195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工业经济系主任。在邓教授数十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他在企业管理、公司治理、国有企业改革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是我国公司治理理论和组织制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邓老师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一下是他分享的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历程和体验！

今天非常高兴跟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见面，因为时间有限，我就抓紧讲一讲这个题目。

 

一、1957年人大工业经济系才有了管理学科

先讲一下我的体验，我讲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是1957年进入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1957年那个时代是什么概念呢？有人老问我：邓老师你为什么学工业经济？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总路线就是工业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我作为年轻人向往这个时代的方向，而且1957年人民大学的招生有一个特点，是全国最先招生，其他的高校没有招，人大先招。为什么？因为人民大学1950年创办的时候，当时是培养调干生，1950年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前身是叫工厂管理系，当时的企业管理就是工厂管理。为什么是工厂管理？因为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工业化，工业化是大量地盖工厂。

 

在座的各位年轻学生一定要知道，因为时代的变化，我们在座的各位向往的，当然现在叫新时代、信息化、智能化，但是我觉得企业管理它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当时1957年我到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1956年人大是培养调干生， 1957年开始招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是先保送，人民大学先考。我是福建的，福建各个中学保送考人民大学的当年是多少呢？是2400人，最后人民大学在福建录取了24个人。先保送后考试，还剩下2300多人怎么办？他们再参加全国各地的高考，所以人民大学当时的招生吸引了我报考人民大学，为什么报考工业经济系？因为当时的社会工业化总路线，是农业国转为工业国。这是我给大家汇报的第一点，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当时的国情。

 

人民大学管理学教学研究的特点是底子雄厚，在变革中发展，一直站在时代前列，教学研究的内容由工厂管理到行业管理。1956级的时候有机械班、冶金班、化工班、采煤班，到了1957年综合的工业经济系，就有了综合的管理学科，中国的企业管理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有幸亲身经历了这个变化。

 

二、我对企业管理的了解来自于基层实践

第二个要点，1961年我毕业留校，留校以后我就从事管理，当时讲管理主要是讲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 1961年毕业的时候，我在北京一个工厂实习，待了三个月，我当时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车间班组管理，那时候工厂管理有车间管理、班组管理，搞得很细的，我搞企业管理是从实践开始的，这是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我成为了人大教授以后，给全国各地工厂的厂长、车间主任、班组长讲课。我讲的企业管理是立足于中国企业实际，立足于当时中国企业管理的问题来讲的，这是第三个要点。

 

第四个要点，人大停办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业组，我就跑遍了北京市的工厂企业，所以我对中国企业管理的了解是来自基层，来自实践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也不是单纯照搬照抄国外的。我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现在毛院长说人民大学的管理学要成为中国最懂管理的，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你吸收了国外的经验，也要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必须发现中国管理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

 

人大复校以后我就返回了人大，当时市委研究室，市委研究室留我，但是我还是想从事教育教学。回到人大以后，2011年人民大学给我一个评价，褒扬我是一个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课堂的教师，我放弃了其他的机会，一心要从事我热爱的管理学的教学。

 

三、留学经历开阔了我的理论视野

第五个要点，人大复校以后，有一个机会派我出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是第一批国家公派的高级访问学者，到国外研究企业管理。讲到留学，我觉得中国留学有几个过程，50年代主要是在苏联，到后来跟苏联关系闹僵了，就没有派了。在南斯拉夫留学期间，我学了塞尔维亚语，我在人民大学1957年时学的是俄语，毕业以后为了从事教育我又学习了英语。

 

为什么到南斯拉夫去呢？因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国家。为什么说它最早呢？1950年它就改革开放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了。当时铁托跟斯大林想法不一样，斯大林把他开除出第三国际，苏联的专家全部撤走，南斯拉夫陷入极端的困难，没有粮食，没有煤炭，没有石油，铁托就转向欧美西方搞改革开放。南斯拉夫是改革开放最早的，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它。

 

毛泽东在临去世的时候讲铁托还是一块铁，他很硬。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斯拉夫分裂，分裂为7个国家。现在中国的经济大势这么好，我觉得得益于改革开放，我们要珍惜中国现在来之不易的企业管理科学，一路走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五点。

 

第六点，我在南斯拉夫待了两年半，回来我就开了新课叫公司管理，把企业管理发展为公司管理，我专门学习了公司概论、公司经济学、现代企业管理、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系列领域的理论。长话短说，我对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过程中，我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实践，但是也借鉴了国外的，包括美国欧洲各国企业管理的经验。

 

四、我的治学经历和人生感言

第七点，我1986年写了《市场学基础》这本书，这本书开辟了中国的营销管理，在前面没有营销管理，因为是计划经济体系，只是国家统购统销、统收统支。中国企业管理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我是在市委政府机关待过，在国外考察过，在企业待过，所以我对中国建国以来的企业管理是亲身经历、亲自见证的，也可以说在这点上人民大学的管理学研究是站在全国前列的。

 

第八点，1997年我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的工作，最早中国只有经济学学科，没有管理学的学位，在座的管理学博士学位是1998年才开始有管理学学位的，这一年的博士学位才正式授予管理学学位。有人问我：邓老师，到底是学经济学好还是管理学好？我说各有各的特点。经济学是提出目标，管理学是搭桥过河，解决经济学的目标，管理是讲究流程的。企业管理的主体是企业，不能把管理企业当主体，这个关系不能搞倒了，这个认识在人民大学管理学里面是非常清楚的。

 

最后一点，人民大学商学院它是起源于全国第一批的工商管理硕士，、第一批的管理学博士。关于我的人生体验与治学格言，我也讲几句话，一句话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教研结合、教学相长，耕耘人生。我在企业管理耕耘了一生，像农民种地，精耕细作，这是我的人生体验。我的治学格言是专中有博、博中有专，学校有专业，专业是要专，但不能钻牛角尖，要专中有博，在博中求专，这是专与博的关系，企业管理学科要不断发展，它是一个专业，但是它要不断发展。实践常青，理论不止，科学知识代代相传。我的这个治学格言登在了1999年的人大校报上。

 

五、对中国管理学发展现状的几点评价和认识

下面讲一下关于我对管理学的一些评价和认识，我想讲几点。第一点，处理好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成分的关系，这三个成分中，第一是消费者，第二是企业，第三是政府。中国企业40年变革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处理好市场经济体制中这三个成分的关系，消费者是第一位的，企业管理是面向消费者、面向客户的。

 

昨天我还在湖北，为了参加这个论坛，昨晚动身赶回北京。湖北孝感提出“孝文化”，要孝诚企业，孝敬客户，客户是第一位的，消费者是第一位的，客户应该摆在第一位。有人问什么是市场？消费者构成了市场的核心，找到客户就找到市场。市场不是抽象的，不是谁想出来的，市场就是客户需求者，这是第一位的。

 

第二，企业是供给者，消费者作为需求者，这二者构成市场关系，这二者的供求关系是市场经济基本的常识，现在在中国对这个常识还没有共识，然后就在那里争论，把企业就搞乱了。

 

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的经济，不是无政府的经济，这一点在国外学界早有定论。在中国认识还是混乱的，有人说经济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关键是政府在其中要做什么事。计划经济体制把客户、企业、政府这三个成分的关系颠倒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企业管理要把这三个成分还原过来，还原到我们企业管理的正确轨道上：一切是为了消费者，为了市场，消费者是第一成分，是市场的核心，企业是供给者。政府也是不可缺少的成分，政府要做企业做不到的事情，不能代替企业去做事。

 

计划经济体制把这三个成分颠倒了，颠倒成政府是第一位的，企业围绕政府来转，消费者围绕企业来转，是倒过来了，因此导致了经济落后。1976年邓小平有句话，他说计划经济体制把中国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社会的物质很丰富，人们恐怕早就忘掉了过去计划经济的教训。我是亲身经历的，我有两个孩子，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月才供应两斤鸡蛋，怎么能够吃？

 

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要把三个成分的关系还原回来，对于这个原则，现在在经济学领域还有争论，还有看法，有人说究竟政府是主要的还是市场是主要的，我们不要讨论这个，没有用。从企业管理来说基本原则是非常具体的，你找到消费者就找到了市场，企业作为供给者就是要找市场，然后政府的工作要围绕着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要制定法律，规范供求关系、市场关系，现在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这里不展开说了，太复杂了。

 

总而言之，企业管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管理，绝不能还原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管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一个要点，企业管理是企业制度的一个部分，企业制度有三个部分：第一产权制度，第二组织制度，第三管理制度。产权是前提，组织是保证，管理是基础。不同的公司制度有不同的产权结构，组织包括组织结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在公司法叫公司治理，或公司法人结构，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常识问题，但是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对常识没有共识，就导致很混乱，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想法，甚至权力压倒一切，不是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做。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企业管理制度与人本管理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讲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当中制度是硬的，人文管理是解决企业文化的问题，企业管理制度是遏制人的恶的一面，企业文化是引导人的善的一面，这两个方面要结合起来，企业制度是硬的，企业文化是软的，企业管理要软硬结合，双管齐下才能搞好。

 

第四个要点，企业管理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现在企业管理怎么搞好？内部条件就是有方方面面的条件，如人力资源条件等等很多，这个到底怎么看？还有外部环境，有外部社会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环境等。我认为，企业管理在内部要发挥优势的条件，跟竞争对手来对比，把你的劣势对你的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即尽量发挥优势，尽力避开弱势。

 

企业外部环境在一定时期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至于是外因重要还是内因重要，我觉得要内外结合，当然从哲学来讲，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但是有的情况下也不一定。企业管理的第四个要点解决的就是企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关系。

 

一个中心问题在于，企业管理的实质是关注人的因素，要塑造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素质的人，什么是企业管理？对管理我有一个定义，管理是企业为实现经营目标，具有凝聚力的全体员工认同的这么一个价值观。最近任正非讲了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企业的能人走了，留下的好像不能，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大家一致发挥我们的优势条件，利用外部的环境来创新，不断发展，我们的企业就能搞好。

 

对这四个要点，我相信我们的教学研究会不断地深入下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特点就是在变革中不断地发展，我预祝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今后在促进中国企业越办越好的过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编辑：杨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