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企业管理40年》主题论坛嘉宾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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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叶康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

对话嘉宾：

张秋生，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邓宏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发明创造资本研究院理事、美国内华达大学Lee商学院终身教授

刘  鹏，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

周  禹，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学杰出教授、MBA中心主任
 

叶康涛：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下半场正式开始。我们下午是圆桌，在座各位也希望听到更多互动，听到更多的争鸣。我们围绕第一个话题——中国企业管理模式40年，我们邀请到4位背景迥异、身份迥异的嘉宾，我想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讨论互动，对这个问题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管理40年，就这个话题来讲，但并不是说我们就那么有信心，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困惑。虽然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说因为政策好，因为改革开放，因为WTO、人口红利，但好像没有人说是因为管理红利，这第一个问题就请4位嘉宾分别跟大家聊一聊：在过去40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当中，管理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企业管理方法体系，理念也好，在这40年中到底发挥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周禹教授是著名的人力资源教授，多年跟踪中国的企业成长，有非常丰富的企业案例研究，先请周教授发言。

 

一、从全面学习西方到树立自信的理论自觉

周禹：谢谢叶老师，有3位前辈嘉宾在这儿，我抛砖引玉。作为教育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的角色，我想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说一些我的小观察。上午有很多研究者、企业家也分享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了，我个人觉得中国企业管理这40年，可以说有3个阶段或者3个特征。

 

一开始，改革开放的宏观体制走向是西学为用，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引进西方，不管是宏观的体制改革理论和理念，还是企业微观主体的实践，比较谦虚、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在学习所谓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学习，按基本规律办，我们努力向西方学好最具普遍性、穿透力和普世性的一般规律。

 

第二个阶段，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第二个阶段是以我为主、兼容并蓄了，开始选择理论为我所用。我今天中午还在跟我的同事研讨，理论到底是代表普世规律，还是我们可以有主观的意向去加以选择？我们看到在改革实践当中，不管在宏观体制还是在微观实践上，我们经历了一个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广，我们有意识地去做理论的选择、工具的选择，以我为主，兼容并蓄，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学苏联，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我们企业学了很多日本的理念、理论和最佳实践。后来随着日本受到经济泡沫影响之后，我们开始总体在学以英美模式为代表的企业理论，多样性的方法论也融合在中国企业改革开放的路径当中。之前我跟邓荣霖前辈交流过，除了学苏联，我们还学过东欧做早期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些经验。总之，这个阶段我们走的是兼容并蓄之路，以我为主的成分越来越突出，我们的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的主位性越来越强。

 

今天走到了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以我为主、因我而创”的阶段。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路径、宏观改革的理论，是在建立我们的自信，建立理论自洽的体系。我们在企业管理上应该要去协同、匹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应当有自信的理论自觉。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是，不管是学术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今天我们在企业层面的理论创新、工具创新和管理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整个宏观体制的理论创新和改革创新，包括在力度上和取得的成就上。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先把西方的、现代化的学会，再开始去融合。但是我个人相信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历史积累、实践积累和经验积累，尤其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大舞台和大场景，为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最为丰厚的土壤和最开阔的舞台。我们作为研究者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为世界贡献一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管理的一些好的实践案例。叶老师，以上就是我的抛砖引玉之言 。

 

二、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深化管理的40年

叶康涛：非常好。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其中有句话令我很有感触，书中说中国很多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可能几年前还是一个搞种植的农民，没过几年他就成了一个西装革履、能够跟外商谈生意的企业家，你可能会问，他们的知识从哪里来，这些农民企业家经营现代企业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

 

刚才从周教授的回顾，我们也能够从中了解一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企业、企业家的知识来自于融会贯通地学习其他国家的管理理念。周老师抛出来一个判断，即微观企业管理的贡献可能不如宏观的政策、宏观的管理对企业发展的贡献大，中国40年来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刘理事长，您多年在宏观研究机构从事宏观的政策研究，涉及到对诸多企业的调研，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 鹏：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来主要是来学习，向人大学习，向邓荣霖教授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改革和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结合我的工作经历谈点个人体会，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原来学的是工程自动控制，当时毕业分到一个中等企业，那儿的自动化程度不高，学的东西用不上多少。于是领导说你搞搞管理吧，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以创优为龙头，全面抓企业管理，从那里起步，我开始从事企业管理工作。

 

当时确实有很多基础工作在做，包括企业的计量升级、全面质量管理的定级升级，当时主要是全面学习日本，企业还学习18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包括经济责任制、盈亏分析、控制图等等，那些管理工具都是非常有用、有效的。特别是流程控制图，企业每个重要的因素，对质量的影响也好，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好，通过各种因素的分析，每种因素又源于其他很多因素，从中找出主要的和次要的，这样的流程控制分析对管理提升是非常有用的。包括当时我们还搞PDCA循环管理，通过计划、执行、反馈、处理，不断进行螺旋式的上升循环，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我们做的工作还包括产品创优，创下省优可以提价5%，创下部优可以提价10%，从而使得企业经营越来越好。我的体会是管理对企业的发展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对管理有兴趣，慢慢我考了人大的研究生，邓老师是我的恩师。正好1993 年我在校学习的时候，国家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立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课题组。各个部委抽调20多个领导参加，专家学者请了邓荣霖教授，邓老师委派我参加了这个课题组，当时做了半年的时间，在国资委前面那个职工宿舍楼里办公。上午张教授讲到的，国家全面提出了16个字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全文引用我们的研究报告，正式把现代企业制度推出。其中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建立，为我们的企业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的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前些年我们每年评选中国企业五百强，最后一名过去是二十几个亿、三十几个亿，去年已经达到223亿，门槛提高得很快，中国企业的规模确实做得越来越大，世界五百强我们已经占到五分之一多。

 

最近这些年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国企、央企的改革：一个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建立，在国开、神华、中粮等几个企业试点推动，第二个是混合所有制，在我们联通包括以职工持股的方式在推动，第三个就是法人治理结构，所有的公司都要建立董事会，而且要实行职业经理人的制度，使你的收入年薪跟经营业绩密切结合，进一步走向市场。

 

第四个，包括合规的管理，合规这块我们也很重视，我们跟贸促会和跨国公司研究所在年初成立了全国企业合规联盟。特别是中兴事件出来以后，国家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跨国公司研究所前一段给国务院打了报告，4位副总理、国务委员都作了批示，要重视企业合规管理。

 

企业的改革包括管理都在不断深化过程中，包括我们每年都在评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上午黄所长也讲了。我们评选到现在已经是24届管理创新成果，这是国内最高的管理奖项，每年推出一大批企业管理上顶级的、领先的管理实践。总而言之，我的感觉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深化改革、加强管理的40年。谢谢！

 

三、商学院的使命是培养能把创新成果商业化的人才

叶康涛：谢谢，刘理事长讲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的企业管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合规管理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有来自于外部环境因素的推动。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美国管理科学之父威廉·库珀的关门弟子邓宏辉教授，您常年在美国，从国外的角度，从美国的角度，您怎么看待中国企业管理在过去40年的成就，特别是现在贸易战激荡不宁的大背景下，请您结合着跟大家谈一谈。

 

邓宏辉：谢谢叶书记，谢谢邓教授老前辈，我很荣幸跟您一个姓，也姓邓。承蒙刚才叶书记的介绍，我是全世界管理之父库伯的关门弟子，我认识库伯的时候他已经86岁了。

 

我今天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我的研究都在理论的范畴，在美国做教授之后，我每年差不多有三个月在中国，主要在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等一些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包括EBMA的研究工作。另外也有一个在美股上市的公司我参与他们的董事会，都是一些比较高大上的运作，一点不接地气，没有实实在在参与到企业管理当中。今天上午做报告的各位嘉宾，像陈春花老师是从实战中形成的理论，像钱总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邓教授更不用说了，是中国管理的鼻祖。从刘鹏理事长刚才的发言，我也能听出来他对管理科学的掌握是炉火纯青的。

 

我今天学到了什么？在讲我学到什么之前，首先我要感谢人大商学院办这么一个论坛。近二十年来在中国从上到下，都有一个观念，至少我感觉是这样，我们都认为中国所有的大学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是搞经济的，很多人一说起来，说你是商学院的教授你搞经济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商学院是搞管理的，是把经济学的理论用在企业，用在商业。

 

美国前二十个商学院没有一家有经济系。当然除了纽约大学商学院有一小部分做经济，其他的都没有做经济，而到目前中国今天所有的论坛，一谈中国的发展都是在讨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大校长是经济学家，好像没有一个人说商学院是如何来搞管理的。

 

今天人大商学院提出来了我们要来讨论管理，人大商学院之所以成为顶尖的商学院，人大能开这个主题论坛就是一种创举。上午的嘉宾也谈到了，确确实实对中国企业的一些领先于世界的管理模式，我们还需要总结。今天叶书记说我要谈一下对中国企业管理的看法，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谈，我只能谈一些我在美国的感受。

 

中国今天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于是贸易战出来了。美国也有些极个别的人士有点极端的思维，用一些诬蔑的方法对待中国，说我们是偷窃他们的知识产权，用市场换技术，是偷窃，说我们对他们进行经济殖民。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光靠偷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行，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攻自破，我们也有很多民族品牌，当然对一些传统领域我们现在比不过美国，但是一些新的领域，如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包括区块链，这些新的领域我赞同陈春花院长说的，她不同意弯道超车的说法，我也不同意。

 

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与欧美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已处于领先地位，有自己先进的管理经验。比如华为，还有小米的创新模式，我们之所以在这些领域能成为世界领先，我们是一定有管理经验的，目前总结不出来，需要我们一批商学院的教授来总结。至少我要证明我们这个论坛的重要性，我希望中国人能把管理学不重要学科这个认识扭转过来，管理科学是当下的一个重点，是实践与理论创新的重镇。我也希望咱们人大这个论坛每年甚至每两年要接着办下去，为中国企业真正的超越，做到世界真正的老二或者老大作出理论上的支撑和贡献。这是我的第一个要表达的观点。

 

刚才叶老师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展望一下我们的管理科学未来的发展，他问到我的心坎上了，这正是我在国内目前做的，我跟北大和其他学校都在做的一个事情。大家看过得克萨斯大学发明创造资本中心，创建这个中心的人是谁呢？在座的大家今天都说创新，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但是可能不知道谁提出来建硅谷，在座的有人知道吗？提出建硅谷的是一个俄罗斯裔的犹太人，他提出建硅谷，硅谷第一家高科技公司也是他建的，他是独资，把硅谷建得差不多的时候，布什家族把他请到奥斯汀，把奥斯汀建成了美国高科技2.0版本。中午吃饭的时候邓荣霖教授问了一个问题，他刚从美国芝加哥回来，他就说我们凡事不能求极端，我同意他的观点。美国今天有些在衰落，但是我们也不能走极端，以为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邓荣霖教授说到美国创新就是厉害。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厉害？我们很多中国人说美国的科学家厉害，吸引了全世界的科学家。其实不是，这也是我在国内努力奋斗要做的一件事情。美国之所以牛，科学在很多领域领先全世界很多年，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优秀的科学家，中国做科学的天才多得很，凭我们的人口红利，就算我们有很多人移民到美国，但是我们还是不缺。但是为什么中国创新创业没做出来，而美国创新能做的那么好？

 

就是因为建硅谷的那个人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如果要把奥斯汀建成一个高科技的城市，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大学，要有好的工科、理科，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好的大学一定要有好的商学、管理学，为什么？能不能做到更好的科技创新，不是看你有多少科学家，而是看你有多少管理人才能把创新转为商业化，只有形成了商业化，这个创新才能循环往复发展下去。也就是说他强调七分管理，三分技术，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管理是核心，大家可能普遍认为科学才是中心。

 

我今天跟国贸一些基金经理讲这些问题，那些基金经理一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多么好，我们的天使投资看到一个创新的技术多么好，我说你错了，天使投资不是这么投的。天使投资是看团队，就像我们搞房地产买房子一样，前三个重要指标是地段、地段、地段，天使投资看创新项目，前三个指标就是团队、团队、团队，而不是这个项目、这个技术。为什么？因为这个团队好，它永远就能给你做出一个好的技术来，技术再好，这个团队不行，在扯皮打架，再好的技术给它，它都做不出来，这就是我们下面管理学院核心要发展的，即培养能把创新成果商业化的人才。

 

我目前在做的，我不方便透露，可以大致说一下，我们和北大准备和斯坦福建一个创新科技园，总部放在北大，深圳放一个，我们把全世界优秀人才集合起来，在培养创新管理人才的同时，孵化新的技术，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我们若要真正赶超美国，我们商学院就是要认准这条道路。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人大商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商学院、管理学院第一家提出来要办这么一个论坛，我希望这个论坛以后能长期发展。我也希望下次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再来学习，谢谢！

 

四、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企业寻找最佳实践的过程

叶康涛：感谢邓教授分享的非常冷静的一个思考，来自大洋彼岸的思考。前段时间有一个机构来跟我们谈合作，他说自己有多少资源，有多少技术，问我们能贡献什么？毛院长说了一句话，我们贡献商业模式，你这些资源、技术怎么整合到一起，得靠好的模式，靠好的管理，对方也非常认同。这个例子也是间接回答了管理在企业发展当中的作用，邓教授说到了我们这个作用发挥得不够，比如双创没有很好地把这方面发挥出来，未来中国的发展，我觉得管理学的作用应该要更加强化。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张院长，也是我多年的朋友，请您来谈谈管理在中国发展当中的作用。

 

张秋生：首先祝贺邓荣霖教育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在我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恩师，这么多年之所以做企业并购，是受到邓教授的启发，坚持做了这么多年。企业并购作为中国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40年中国的管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改革开放40年都是亲历者，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见证了中国管理的发展。今天早上黄群慧老师在报告中把中国的管理历程分成几大阶段，现在我们很有必要再去重温这个过程。

 

我还有一点特别想说的，我们现在来谈论我们的企业管理是中国管理、西方管理还是什么管理，感觉它好像是个集合，其实要进行划分的，哪怕中国过去40年管理发展过程中也都是东西交融的。如果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再到顶层设计这个阶段的话，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在摸索把中国管理和西方管理怎么结合起来，是寻找最佳实践的一个过程。

 

在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家们都热切希望能够通过西方的管理理论和中国的管理哲学，找到对企业自身发展有用的工具，尤其是企业家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关注这个工具什么时候能够用，这个工具拿来之后能产生什么效果。这个过程也是把西方哪怕是MBA教科书上的、还是各种各样的管理技术进行中国化的过程，它不单纯是引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落地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在不断试错的，比如在管理界我们都知道的一些国际非常顶尖的管理顾问公司，无论是做战略的还是做人力资源的，还是做什么的，这么多年经历的过程中，比如他们市场报价就很清楚，他们市场报价有的一千万起点，有的五百万、三百万起点。很多企业这么多年来在摸索管理之道的实践过程中都能感觉到，鞋穿上合不合适自己知道，这个过程产生了我们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怎么能够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这个想法。

 

我们整个中国企业界都有共同的愿望，尤其是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高，希望对世界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有所贡献，产生大量的无论是学者的想法、企业家的想法，甚至是政府的想法，立各种各样的课题，希望产生中国的管理理论。今天这个活动也是这么多年来各界对建立中国管理模式、中国管理理论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要变成系列化的论坛来开展活动。

 

这么多年来，在我印象当中，已经小一二十年了，一直希望我们的管理思想体系能够具有中国式管理的特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刘鹏理事长所在的中企联曾经立项了一个课题，用五千万资金，动用了中国、世界一流的企业家、研究学者来探讨中国管理理论到底有什么跟西方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产生了一些成果。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事情还在进行当中。

 

包括今天这个论坛的发起也都是贡献，今天论坛请来高水平的专家们，上午五个专家的发言都是从不同的路径、观点、方法来探讨中国式管理模式是怎么产生的这个过程。这个也用不着着急，不一定非得说要形成一二三、四五六的体系才算对世界作出了贡献，我觉得有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暗地里的影响，也许也不坏，更重要的是意识动员、思想动员。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北京交通大学的老朋友，我们两个学院之间长期以来有非常好的合作。作为中国顶尖的商学院，能够发起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本身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祝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在老一辈教授像邓老师这些大教授的文化传承的激励下，把中国管理的问题作为一个长期持续的问题，来动员整个管理学界甚至经济学界，共同来研究、发展。上午邓老师说过了，管理学界作为独立的学科时间也不长，从学科来讲，经济与管理的界限既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管理理论家其实原来都是经济学家，所以把全世界的商学院、企业都团结起来，为中国管理作贡献，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五、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人大商学院的优良禀赋

叶康涛：谢谢张院长，构建中国管理模式这条道路，要政企联合、产学研联合，在过去几年张院长也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做了很多工作。上午徐少春说就中国管理模式六个字征求过另外一名著名企业家的意见，对方说这六个字我只认同两个字——管理，不认同是中国独特的管理，不认同管理能成为一种模式。陈春花教授她当时去六和，有一次我跟她聊，她原来在南方也是帮美的和一些南方的企业做咨询。她发现同样的想法在南北方的企业具体做法却不一样，因为南北方人的性格不一样，做事方法就不一样，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中国北方管理模式、中国南方管理模式，是不是还有这个区分，是不是管理模式越来越复杂？

 

复杂的表现背后，我们做学者的觉得它有一个根，一切表面行为都应该有一个逻辑的根，上午徐少春把它归结为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在座4位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如果存在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和实践，那么它的基点是什么？

 

周禹：今天给的题目都特别宏大，各位都是国内外的顶级专家，分享的信息穿透力很好，颗粒度很高，我自己一直在耐心地聆听学习，我不知道在座的企业家和学员们，大家能够从中领悟多少具体的信息。叶书记问假设是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管理实践或者模式的话，这个基点在哪里？

 

我是80后，当年在人大学习有一个很好的禀赋，即人大一直非常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在上学期间就一直跟企业的实践深度合作，后来读研、读博士的时候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践理论研究范式，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促使我去思考把中国的本土智慧和西方科学范式怎么做融合，我们从中观察是不是存在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或者中国特色。

 

我想从两个小层面来谈谈我的小见解，或是说给大家的小汇报。刚才谈到了管理学，管理有没有独特的理论，以及要思考什么是理论，这也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尤其是从不同的主体视角来看，如果我们做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其实我们对什么是管理理论或者什么是理论，我们是有一套科学哲学语境下的界定的。

 

我相信对各位实践者而言，大家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对管理模式的理解不太一样。在今天这个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有时候我们把一些洞见、一些经验性的总结、一些发散的现象仅仅做逻辑化的整理，会误认为它们是理论。或者今天我们传播的很多语境，比如在微信里面这种不断传播的语境，好像很流行，传播性很强，大家也会误认为这些信息是理论。回到学术来看，真正上升到理论范畴，其实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过程，是需要做深度理论加工或者一系列研究方法论加持的一个过程。

 

我经常说走到今天，我们有实践禀赋给我们提供基础，去进行所谓的基于经验主义的构建理论。但是我们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相对具有封装性的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呢？我觉得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包括我们说到华为，任正非在2016年自己就说过，各位专家学者千万不要总结华为模式，西方工业史、管理史走过几百年的历程，我们华为才刚刚摸到皮毛。

 

很多时候我们商学院有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条路径，踏踏实实地把先发优势积累的管理理论、经验或者实践先完全学透，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地结合我们情境的具体性、实践的具体性，我们从中能有一些新贡献、新发现和新叠加，这个已经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了。

 

当然如果回到叶老师提的问题，将来中国如果有我们自己所谓的范畴化的理论了，它的基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的看法是三条主线：要么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文化的某种精神连接，要么来自于与宏观体制的制度连接，有可能激发出我们所谓中国式的理论，第三条路是中国企业踏踏实实地基于实践地加以凝炼。我认为这三条路径是将来我们能够积累、综合出所谓有中国特色的某些理论范畴或者理论逻辑的三条路线，个人之见，不见得对。

 

六、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创新有待进一步推进

叶康涛：感谢周教授贡献的小意见。周老师的意思是先学习，先把它学会，再进行创新、积累，三个路径中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现在的体制，再一个就是我们丰富的实践，我倒觉得周教授的观点与我们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不谋而合，理念很先进。刘理事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鹏：我觉得一般我们讲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进一步总结上升为理论，这个过程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是理论，企业学习的也是理论，通过企业的实践怎么把它发展完善这是更重要的。刚才讲了，这么多年企业管理创新也有几千项成果，每个成果都很好，但是这个成果只是对个体企业有用，在别的企业可能不适用。我们就需要把这些理论实践怎么样能升华成理论，让大家普遍都能实用。

 

我一直期待，我们专门设立一个企业管理创新部，这么多成果是不是要好好总结一下，梳理一下，包括我们请一些管理专家一块进一步总结新时代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理论。我刚才说，我对过去18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工具印象很深，能不能继续总结一些对企业有效的管理工具，这个工作还是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目的是更好地推动企业的发展。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还是很重要，需要大家关注的。比如品牌管理，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企业缺乏品牌，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企业做得也很大，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但是你说在全世界叫得响的产品、我们的名牌有多少呢？我们的品牌还是很缺的。像美国各个行业的名牌一大堆，比如波音这样绝对垄断的企业，又比如耐克，我们给人家加工拿几十块钱的加工费，它拿去卖几百几千，这就是品牌的价值。我们去瑞士开会，瑞士的很多名牌、手表、军刀，全世界都去买，像手表从几千到几百万都有，一块手表是几台车的价值。为什么瑞士福利那么高？也不是天上掉馅饼，是人家通过高附加值创造的高福利的社会。相比之下，我们这方面确实非常欠缺。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那年去乌干达碰到一个中国企业生产手机，乌干达很穷，首都的街上红绿灯都没有，一到晚上全停电。这个中国企业的手机就卖一两百块钱，把当地市场所有品牌的手机都冲击了，忙了半天，一个手机才挣十块钱。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有很多还需要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特别我们过去有很多好的品牌被兼并了，被外资购并了，有的消亡了，品牌企业还有学术界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还有人本管理，我们原来强调人力资源，把员工怎么调配好、使用好，更重要的还是激励。在激励这方面，我们现在当然跟国外也有差异，我们到西方、到北欧学习，他们总给你讲人力资源，讲劳动关系，讲集体谈判，讲协商，讲如何调动员工，而我们自己国情下的协商与国外是有区别的，比如国有企业工资总额是给你确定好的，工资总额你没有办法谈判，只能是谈结构。民营企业基本是老板说了算，职工话语权很低。总而言之，我们的激励和谈判还是很不足，人本管理的核心这方面很多企业还是欠缺，当然我们已经有很多好的实践，如海尔讲人单合一，人人都是经营者，这是强调人的本性，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第三个是优化管理，特别是自动化企业，甚至无人的企业，比如一些现代化的银行和工厂，我们去企业调研，讲优化很重要。现在人力资源日益紧张，为了节省人力，企业大量投入设备，那么，到底这样做企业经营效益合不合算，应当怎么优化？不优化企业效益提高不了，但要有科学性来指导，得有可遵循的路径如依照一定的时间、节点来进行优化，这都是我们企业管理理论需要研究探讨的。

 

最后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的发展，包括组织结构、营销模式等等都需要创新。我觉得我们的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很好的相互结合，都需要很好的进行研究和发展。谢谢！

 

七、中国企业管理是西方先进经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叶康涛：讲得很好。刘理事长强调的一点我感觉跟周教授的判断一致，我们还是有差距的，还是要学习，同时提到我们有三个方面是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一个是好的管理实践做法，包括品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还有我们的管理科学，这一块中国是比较强的地方，因为我们数学好，所以管理科学这块也许是将来我们能做很多工作的。第三个是商业模式，我们的很多移动支付服务、共享单车，可以说在全世界应该算是做得很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我非常认同刘理事长的这几个判断，邓教授，您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邓宏辉：我先回答您刚才的问题。我们发展40年了，有没有我们自己一套管理模式或者经验？我也很赞同前面两位提的，包括周教授说的，整个管理科学或者管理方法、企业和商业的发展，我们从头到尾改革开放这40年都是学西方，不管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欧美、日本。我们到现在也是有差距，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特色和模式？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肯定是有。但我自己找不出来，我确实这么多年没有深入到基层去看，我看了很多别人写的东西。

 

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地说有？我记得我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过一个关于中国GDP从60年代到最近发展的报告，就能看出来这20年来我们的GDP有那么长足的增长，不完全是人口红利。如果我们一点自己的作为都没有，从很小很弱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GDP，这里面一定有成功的优势。包括今天上午几位大咖也都说了，陈春花教授说她一直在研究中国管理经验。

 

也有无数人在研究华为的经验，任正非说你不要研究，他确实是谦虚。我也看过华为，大家可能很多人总结它有三个重要的经验，一是它的人力管理，二是它的企业文化，三是它的管理系统，刚才叶书记说都是三个创新，管理科学上的创新，企业文化的创新。

 

我觉得可以总结一句话，今天上午几位嘉宾提到了，中国如果有先进的地方，它在哪儿？我们把西方的先进经验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在人力的发挥上、企业文化上，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包括它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文化塑造、管理模式和管理系统的创新。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自己不敢肯定，需要到基层做研究，我最缺的在中国也就是这一块，我很希望跟在座的一起继续努力，尤其人大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提出总结中国企业管理40年这个命题来。我们确实还有落后的地方、要学习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在创新上差？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比如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可以学习他们如何在管理学院培养出创新的管理人才。

 

据说中国的天空上有五万个天使基金投资人，我看到的所有投资人一见面就跟我说：这有一个好项目，你跟不跟？我说如果当这一段对话下次变成说：哥儿们都是天使投资人，这有一个好的团队，我准备投他们，你跟不跟？如果他说的这个好团队还是人大商学院毕业的，中国就有希望了，中国的创新就有希望了。谢谢！

 

八、企业形态的丰富性是产生中国管理经验的理想土壤

叶康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记得张五常说过一句话，中国肯定做对了什么才能到今天的规模，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一定做对了什么，才能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这些做对的地方需要在座的各位进行挖掘和提炼，我想听听张院长的看法。

 

张秋生：刚才已经谈到了人口红利，在我们眼里，人口红利它仅仅是一个要素，现在无论是经济学上说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是生产函数。管理是什么？我觉得管理就是各种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中国走到今天，不管是谁的管理，中国的理念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工具也好，方法也好，不结合中国实际是产生不了中国奇迹的，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奇迹。

 

如果说现在谈到中国式的管理，我基本上同意周禹老师的说法，也是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西方的管理大部分都体现到了从50年代以后，70、 80年代到今天，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包括现在的国际顶尖论文，主流可能是基于西方的管理方法。

 

中国的因素在哪里呢？我觉得在讨论这个中国式管理的时候，第一条就是我们中国的哲学。中国管理哲学源于我们所说的从几十年到现在这个实践，如果中国管理哲学和西方的哲学，怎么能够把它挑出来，我个人体会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关于我们中国独特的辩证法，我们都知道西方更多是“零一”，中国是辩证法，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今天早上两位专家都谈到了辩证法的问题，在陈春花老师的PPT上有一张阴阳图，包括还有学者提到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校训，本身它也是一种辩证法。辩证法在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辩证法。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西方的个体主义与东方的集体主义，西方的个体相对较强，中国的集体相对比较强，这就诞生出很多特别的东西，比如说东方的集体主义，团队合作本身就是集体主义。包括我们党的所谓班子本身也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在东西方哲学上也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两点我是在进一步补充刚才周禹老师讲到的来源和途径。这是中国模式来源的第一个方面。

 

下面一个问题说到中国模式，我不是特别喜欢“模式”这个词。首先我觉得中国是最好的实验室，我们这么多的企业，各种形态都非常丰富，这种丰富性就是产生中国管理最好的土壤。为什么？因为企业组织，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的组织已经高度产业了，但是中国的企业形态远远丰富于西方发达国家。比如餐饮行业，餐饮是市场经济当中最活跃的一个业态，但实际上你们只要对比中国的餐饮和世界发达国家的餐饮，就会发现由于西方餐饮公司高度的产业化，它的多元性已经大大少于中国企业。这个不好说我们的多元性是源于落后的原因，还是什么样的原因，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土壤。

 

我们有那么多世界级企业，有那么多的中小企业，又有那么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在研究中国企业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是我们中国在组织发展过程当中具有特别丰富的形态的企业，不要把国有企业当成是同一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生态也是五花八门的，我觉得这也是产生中国式管理当中很重要的资源。

 

一般学者不管做什么样文章的时候，经常会说到国有企业这个变量，实际上你如果把国有企业再仔细打开之后，里头又是五花八门的，这里面的世界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实验室。如果说研究中国式管理，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什么？除了华为，我觉得可能是海尔，也可能是联想，这些本身都不重要。但是如果谈中国式管理，也许还可以有另外一些人来研究我们刚刚过了97岁生日的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按企业管理的方法对一个庞大国家进行管理的案例，它经历过近一百年时间。

 

今天早上钱总的报告讲到IBM纪念一百周年，让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一个企业常青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一个企业能度过各种各样的周期，大周期、中周期、小周期都能度过的话，这个企业的管理才是真正先进的。我们有时候教授们脸上很没面子的，说这个企业挺好，可过不了多久，这个企业宣布破产了。多少中国商学院有多少曾经把GE作为案例，今天GE碰到了困难，并不是说它未来就不会辉煌，就像是我们原来所讨论的柯达一样。在过去几百年当中，企业经过大周期、小周期之后，怎么一直传承下去变成企业文化、企业精神，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组织的力量是什么？不同的话题，其实都谈到类似的词。在企业并购当中谈到并购，谈到整合，在今天的嘉宾演讲当中也有谈到各种各样关于整合的事情，也有关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个体企业，企业利害相关人，不管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它的专业领域内的名词是不是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个体力量与群体力量之间的关系。

 

你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做联盟企业的研究，做企业并购的研究，还是做其他研究，现在目前都没有解开的一个谜，这就是组织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在中国式管理研究当中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组织的力量是什么？在西方，市场的力量第一位的，而在中国，我认为不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怎样的，企业有企业的组织，有企业集团的组织，有核心企业和松散企业的组织，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组织，但是归根结底，组织的力量是什么？这是管理学当中可以去突破的一个点。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关于方法的问题。我觉得科学方法就像今天徐淑英老师所谈的，过去在实证研究方法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调整偏差。从像陈春花老师二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再总结出一些东西来，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找到逻辑，这就是科学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可靠的、可以重复的逻辑，只有把这个逻辑总结出来之后，才能变成中国式管理知识。

 

中国式管理知识跟中国实践之间是有差异的，因为我们经常探讨四个词，即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信息是有含义的，数据和知识是有意义的信息，智慧是什么？是知识的灵活运用。哪怕中国式管理出来之后，我想也有一个把中国式管理知识加以灵活运用的问题，这才是中国式管理对企业、对商业、对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就是我想谈的几个方面。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的体会是张院长所谈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了组织作为研究单元，因为在中国我们是集体主义的一个社会，组织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我们要关注组织，组织是多样化的，长周期地来看，这个视角对我们理解中国式管理有很大的启发。我们最后再次感谢4位嘉宾非常有洞察力的分享，再次感谢！

 

（文字整理/编辑  杨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