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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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教授2月2日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发表的主题演讲《新时代的大国金融战略》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核）。

 

郑若麟（主持人）：金融对一个大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使经济如虎添翼，但是要是发生危机的话，也可以动摇一国之根本。正是因为金融的至关重要，所以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也就是说要防范金融危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一位真正的金融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新时代的大国金融战略》。 

金融危机是否会卷土重来？

今年是2018年，往上走半个世纪，我们发现，几乎每隔十年，世界就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1977-1978，发生了国际货币危机；1987-1988，发生了“黑色星期一”，震动全球；1997-1998，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今年是2018年，正好又是十年，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吴晓求：今年从全球来看，还没有看到发生严重的全面的金融危机的征兆。虽然这个周期已经来临，但是未来究竟会在什么方向、什么领域会发生重大的金融危机？学者们正在研究。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也是一个重要的借鉴。

 

郑若麟：如果拿中国和美国比的话，2010年我们的制造业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在金融和货币领域，美国的霸权还是如日中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破局，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金融发展之路？下面就要请您来为我们解答了。 
 

一国之重器，金融在全球的影响力是大国的重要指标

吴晓求：金融是一个国家的重器。一个国家能称得上大国、强国，有很多标志，有软实力、软标志，也有硬实力、硬标志。属于软实力的，比如价值观、道德底线、法治、社会的信用水平。当然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硬指标、硬实力。硬指标大家想到更多的是GDP的规模在全世界占第几位。当然人均GDP在一定意义上可能非常重要，它代表这个国家老百姓的富裕水平。也有人会拿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作为国家的硬实力，也有人拿国家的军队做硬指标，有没有航母、核武器。这些都是一个大国的重要标志。

 

但是从经济上看，有一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在全球的影响力。虽然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石，也是金融的基石，但是因为现代经济条件下，所有的资源都金融化了，所有的财富都金融化了。国与国的竞争，从经济上看，最后在开放的体系中，金融的竞争变得特别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时代，我们要制定中国的大国金融战略，就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金融改革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晚了五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起始于1983年，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央行的职责，把其他的职责剥离开来，成立了当时其他的专业银行，之后称之为商业银行。所以1983年是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起始年，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应该说中国的金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到现在为止，中国的金融有很多骄傲，在全球十大市值的金融机构中，中国至少占有四席，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结果。这期间经过了很多的磨难，很多的考验，但是有一条是坚定不移的，就是改革和开放。 
 

中国已经具备建设大国金融的战略条件

在这样一个历史契机中，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经济规模、国际贸易都成为第一或第二，在一个不太长的未来，中国的整个经济规模也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按照逻辑上说，中国理应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未来中国一定是新的全球金融中心，一定是人民币（计价资产）的财富管理中心，也是全球投资人应该投资的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未来必须具备吸引全世界的货币、资本和其他金融资产的能力，并进行合理的配置，以促进中国的企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

 

中国已经具备建设大国金融的战略条件，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规模以及资本双向流动规模，均位于世界第一或第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将实现全面崛起。按照十九大报告制定的新“两步走”战略，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居世界第一，人均GDP将从目前的8千多美元达到2万美元，中国金融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新的时代给中国金融赋予了更多使命。习总书记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句话对我们推动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对我们设计中国金融的战略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先想一想，金融的初心是什么？金融的初心，显而易见，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和实体经济是荣辱与共的关系。如果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是一个泡沫化的金融，就没有生命力。这个实体经济指的不仅仅是企业，也包括我们在场的每一个，都应该被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这是金融的初心。金融的使命当然是要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思考新时代中国的大国金融战略。

 

新时代的大国金融战略需要具备多元、普惠、科学监管

我心中的“新时代中国的大国金融战略”有一些基本的元素。

 

第一，对外来说，一定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一个离世界舞台中心越来越近的大国。基于这样一种战略目标，我们的大国金融一定要和大国的战略目标相匹配。封闭是成不了大国的，所有的大国都是开放性的，所有的大国都是在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的大国金融战略首先是开放，学会在开放中和他人竞争。2001年我们加入WTO的时候，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加入WTO之后，中国的民族工业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担忧当时可以理解，但从今天看来是多余的。后来也证明，中国的企业不怕竞争，只要公平就可以。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带来了自信。

 

第二，金融要为所有人提供他们想得到的，与其信用新匹配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说，要实现普惠性金融。要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无论大小、无论什么性质，都理应得到相对应的公平的金融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推动中国金融的变革。中国金融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主要为大企业服务，融资都是面向大企业。因为大企业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同时大企业的融资规模大，风险相对小。所以金融业都在寻找大客户，不太喜欢小客户。在财富管理方面，过去的金融只关心富人，因为富人一拿就是几百万、几千万或者几个亿。中低收入阶层拿个两千块、五千块，他就觉得挺烦的。传统金融在财富管理方面，对中低收入阶层没有提供很好地服务。为此就必须改革中国金融的结构，通过技术的力量改变中国金融的生态，改变中国金融的基因，要把过去中国传统金融所忽略的客户捡起来，服务起来。这就是普惠性金融的实质，也是科技金融的本来目的。

 

第三，我们必须推进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推进科学监管、实时监管、智能监管。金融非常复杂，书本只能告诉你一些灰色的道理，只有亲自经历了大风大浪，才可以成长。中国的金融经历了大风大浪，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2015年的股市危机。应该说在这场股市危机中，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其中两条至关重要。

 

第一条就是，面对金融市场，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理解金融市场逆周期的一个原理。过去我们喜欢顺周期，挣了钱就希望挣更多的钱，挣了更多的钱，还想借更多的钱再挣更多的钱。这叫顺周期。但是他们不知道，顺周期是走向深渊的开始，所有走向深渊的人都应验了顺周期的原理。随着指数的上涨、风险的增加，我们要进行逆周期的管理，也就是说，风险来了以后，杠杆要大幅度下调，要去杠杆，甚至要撤退。

 

第二条，过去监管者也好、政府也好，面对资本市场有时候角色有些错位，目标不太清晰，经常会加入市场的行为之中。通过这场危机，我们终于知道，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监管，就是如何保持市场的透明度，如何维护市场公平。至于市场指数涨到哪里、市值能有多少、上市企业有多少家，都不是监管者的本质要求。监管者最核心的职责就是维护市场公平，确保所有的信息披露都是真实的。

 

金融有风险，就像人身上有细菌、有癌细胞一样，这都是正常的。在座的任何一位，只要去体检，都会说你有癌细胞的指标。这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癌细胞突破那个临界值，有可能就变成癌症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身上有一点癌细胞，就要把它找出来、挤出去，那是挤不出去的。人体有免疫力，金融对大多数风险也是有免疫力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管不是让风险提前爆发的机制，而是让风险衰减的机制。科学监管、合理监管，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监管，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经常说，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像2015年的股灾，概率会很低。这就是这场危机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经验。

 

未来中国：全世界投资者向往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从事金融领域研究就一直有一个梦想：梦想在未来，中国的金融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最富有生命力、流动性最好，也是全世界投资者都向往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梦想，也是中华民族崛起、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也希望那个时候，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设计，能够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守住这份财富。让改革开放40年来的财富既能够得到保值，更能够增值。同时我也非常希望未来的中国金融，不要出现那么大的金融危机，可以有一些金融风险。亚洲有些国家在20年前出现了一场金融危机，应该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未来的中国金融一定要设计出一个富有弹性的，能够很好地处理金融风险，同时有很好的风险免疫能力现代金融体系。这就是我，一个金融学者的梦想。 
 

现 场 互 动

1.建立新时代的信用体系，是构建大国金融的重要基础

 

吴笛（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我们在网上运营了这样一个话题，叫做诚信点亮中国。有一个网友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身份证号码可能会成为个人信用的一个认证。我想问吴教授，会不会有一天，每个人的信用会成为个人资产的一部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对整个大国金融战略来说，是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吴晓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诚信是一个国家金融的基石，没有诚信，这个国家的金融是无法发展的，是混乱不堪的。最近一些年，我们开始了征信体系的建设，把诚信和个人生命、和未来事业连在一起，是个人品格中非常重要的特质，把诚信提升到了这个高度。尤其是现代金融、科技金融中，在未来，信用是你的基石。你可能没有多少财产，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赫的人物，但是你只要有信用，就可以在一秒两秒之内融到资，可以没有任何的抵押。只要你有良好的信用，金融机构就可以给你提供贷款和其他的融资服务。新的金融业态就是基于这样一种信用的考量，来给予金融服务的。像阿里小贷，就是根据你的行为特征，不用现场评估，就可以给你无抵押贷款。这就是现代金融最重要的特征。

 

传统金融对于信用非常教条，传统金融天然地认为有信用的人是那些有钱人，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是那些名望大的人，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和内生的信用品格连在一起，我不认为这个联系是有道理的。而且往往过去的一些老赖是那些有钱人。如果收入低，但信用好，完全是有可能融到资的。信用，在未来十一个人的通行证，是一个人品格中最重要的考量特质。重新建立这种信用体系，重新认识信用，也是未来我们构建大国金融的一个重要基础。

 

2.允许局部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陆超（北京交通大学金融系硕士生导师）：十九大报告和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都明确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您怎么看待“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极致就是金融危机，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非系统性金融风险，叫局部风险。以前还说要守住局部风险，现在一般不提局部风险。局部风险，说实话，按照商业原则去做，也挺好的。因为打破刚性兑付，是我们金融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以前企业借了钱不还，政府帮他还，这就奇了怪了，凭什么政府给他还。有些人买了一些信托产品，收益是13%、15%，收益不行了也去找政府，有些地方政府出于稳定的考虑，也去兑付了。

 

我不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对的，因为这破坏了金融的基本规则。金融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收益和风险的对称性原则，享受了多大的收益，就必须承担与之相匹配的风险，15%的收益内涵着潜在的巨大风险。如果想要风险很小，可以买国债，但是收益显而易见也低一些，因为没有风险。有些人享受了比较高的收益，但是他不承担风险，我认为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刚性兑付这个潜规则。所以现在不提局部风险，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系统性风险，所谓的全面的金融危机，我们是要尽最大努力去防范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研究，如果未来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它的逻辑过程是什么，将从哪里开始，到那个地方为止，我们怎么去阻击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这些研究者，包括金融监管部门研究的重点。

 

3.中国未来会出现一些金融风险，但并不可怕

 

李戈（《北京晚报》特约评论员）：我看到您相关文章中提到了，金融风险中可能会涉及四个主要的环节，比如货币的危机，银行流动性的危机，债务违约的危机，以及股市的危机。那么金融风险的底线是不是也就在这四个环节上？另外从十九大报告中与您的演讲和书中提到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不是在这个四个领域中，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形成一个从风险到危机的结果。

 

吴晓求：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题目。有些事情，我们要正视，不可以回避，更不能掩耳盗铃。我们要正视在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深刻了解它、分析它，才不会害怕它，才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的研究告诉我，中国未来会出现一些金融风险，但还是那句话，并不可怕。

 

我告诉各位，美国是出现金融危机最多的国家。第一次是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一天之内，美国的股市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3%，损失了五千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法国一年的GDP。第二次危机是2000年出现了纳斯达克危机，最高的时候跌到了1000点左右，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但在危机中，一批伟大的企业诞生了。如果时时都是繁荣，每个时刻都能赚大钱，这个国家一定不会有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一定是在苦难中产生的，经过了洗礼才能脱颖而出。第三次危机是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没有让美元崩溃，更没有让美国的金融体系瓦解，反而使它更有竞争力。

 

我想说的是，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到风险束手无策，可怕的是看到风险把门关起来。因此，我们一定要研究风险，让风险不要蔓延开来，不要让个体的风险成为系统性的风险。这是至关重要的，要有胆略、要有气魄，要了解内在的规律，而不是大水一来就关起大门，以为安然无事，实际上水还是会进来。所以，构建一个富有弹性的、能够吸收风险同时又能够分散风险，在危机过后，具有很强的修复能力的现代金融体系。我们要打造的大国金融战略指的就是这个。其实，中国人是有智慧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我的内心是理性的，但是对未来我是乐观的。我觉得我们能够在开放中保持活力，实现中国金融的梦想。

 

4.中国经济增长是内生性的，外部金融攻击没有可趁之机

 

郑若麟：吴教授刚才说到要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美国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内生的，但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索罗斯为首的量子基金会在外部对亚洲货币进行攻击所产生的，我们如何来抵御外部的金融攻击呢？

 

吴晓求：中国是一个大国，它非常复杂。虽然复杂，但是从内资和外资的比例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内生性越来越强，这一点和东南亚国家不同。

 

东南亚那些国家和地区，过去叫四小龙、四小虎，他们的经济在那个时代有短期的繁荣，这个繁荣最主要的来源是依靠外资的大规模涌入，推动了短期经济的繁荣。资本是逐利的，它一旦发现这个国家增长的潜在收益已经没有了，就会大幅度撤退。因为这些国家对外资依赖非常高，所以在20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中，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都是从货币危机开始的，出现了大幅度贬值。索罗斯很聪明，看到这些国家虽然有短期繁荣，但是是不扎实，不稳固的。

 

但中国不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内生性的，内资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不管是索罗斯还是第二个索罗斯想通过对东南亚国家那样的手段来对待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其他方面不存在问题，就是这一条，我们和东南亚国家有明显的差异。

 

5.观念错位、监管落后，造成互联网金融混乱

 

马妍（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研究生）：互联网金融在它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不好的方面，有些老百姓的钱就没有了保障，针对这个现象，您觉得它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进行管理？

 

吴晓求：有些人支张桌子、弄台电脑，就可以说自己是互联网金融，就开始理财了。实际上披着互联网金融的马甲，干的是骗人的勾当。本来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就被这些人搞乱了，污水通通都往它身上泼。实际上这是假的，假的真的混在一起，容易害人。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们不能在倒污水的时候把互联网金融一起搞掉了。互联网金融现在的确有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个是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一些人没有深刻理解互联网金融的本来含义，它本来就不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是一个普惠性的事业。因为互联网金融面对的客户都是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怎么可能在他们身上发大财呢。所以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人，首先要有一种公益的心态，虽然不是做公益，但是绝对不能有暴利、迅速发家致富的想法。通常说来，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出事了。

 

第二，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没跟上，我们还是用传统的监管理念、监管方法去监管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新的金融业态。如果未来把所有互联网金融的企业通过后台技术、大数据平台和监管部门连在一起，可以在办公室就迅速知道你这个平台的资金流量，这就是一种改进。我们现在还是事后监管、现场监管，监管商业银行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监管互联网金融，这个方法就落后了。所以，一个是观念的错位，一个是监管方法的落后，从而造成了这种情况。但还是有一些好的互联网金融企业。

 

6.金融创新是必须的，但不能堕落成一种投机游戏

 

观众提问一：金融领域有一个特点，好像就是有一种赌博性在里面。凡是金融创新发展出来的各种金融产品，总是在鼓励人们朝着不劳而获的方向去发展，而且目前西方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这种金融创新，比如CDS（信用违约互换），希腊危机就是因为高盛投行玩CDS玩过火了。我们的金融会不会也朝着这个方向“改革”？

 

吴晓求：中国的金融，我想还是要不忘初心，还是要对实体经济，包括老百姓提供服务。这是根本的东西。在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华尔街，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金融资产的游戏化，金融资产在金融机构之间的这种交易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为它离实体经济的需求越来越远，它在自我创造需求，这是问题所在。这是其一。

 

其二，金融的功能是什么？金融其实既复杂又简单。说它简单，金融不就是提供融资贷款服务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理解。但是金融也很复杂，金融有一种功能，而且越来越重要：它要提供一种跨期的风险配置。在今天，我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风险，金融可以提供一种产品，让人对未来的风险忧虑消除。我买了这种产品，就锁定了风险。显而易见，就要创造很多衍生品。金融实际上有这个功能。比如一些外资到中国来，一美元换6.5人民币，他可能投资三年，有些外资担心人民币贬值，虽然挣了钱还不够那个贬值的。比如我们有一个三年期的衍生品，来锁定风险，那他可以通过这个交易把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锁住，到期后还是按照当时的交易价格来结算。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是必须的。如果没有金融创新，中国的金融就会非常落后。只不过这种创新不能够堕落成一个游戏。游戏是金融创新的底线，锁定风险是金融创新的目标，这两者要分开。当然，通常人都有很大的贪婪性。因为所有的衍生品都是杠杆交易，如果突然发现这里是聪明人的一个搏杀的游戏，他会通过这样一个机制，让本来锁定风险的工具演变成一个非常激烈的投机工具，变成一个极大的赌博。所以我只能说，这本来是一个好东西，一切在于使用者的意图。

 

7.大国金融让老百姓金融资产增加，增值途径更为多元

 

观众提问二：中国成为金融大国，对百姓来说有什么收益呢？

 

吴晓求：首先，能称为一个金融大国，一定意味着老百姓的金融资产增加了；其次，这能给老百姓的金融资产的增值提供一种机制，也就是说你有更多的金融资产的选择权。我现在有50万，不想都存在银行，那可以有其他选择。金融市场就像一个商店，里面什么都有，你自己去看，有的收益高，但是有一些风险；有的收益低，但是风险不高，那你可以匹配一下、组合一下。而且商店也告诉了你收益高风险高的产品里面是什么，投资了哪些企业，结构是什么样的，把信息披露给大家。

 

把这些做好以后，大家就可以选择了。前提是，所有人都要说真话，信息披露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蒙人。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组合，组合后的收益一定是比把钱存在银行要高的，比买国债的收益也要高，甚至比企业债的收益也要高。这就是作为一个大国金融也好，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也好，带来的福利，就是让存量资产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而且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保值增值机制。

 

8.成为金融大国，人民币要稳健地走出去，成为国际货币

 

郑若麟：刚才您说到，美国每次从金融危机走出来之后，都变得更强大了。但这是不是有一个前提，美国的金融占据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元既是国际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石油主要的结算货币。他们有一种天然地优势，而我们没有。您怎么看待？

 

吴晓求：郑老师不是金融专家，但是把问题的实质找到了。金融与时俱进的轮子里，除了金融的创新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锚，美元的锚。锚很重要，是稳定器，美元的国际化对整个美国金融体系起到了锚的作用、稳定的作用。所以我为什么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人民币要走出去，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金融、企业也需要这个锚。要没有这么一个锚、没有这么一个重器，人民币只在国内进行交易，那是不行的。

 

为此，我们要研究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所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要心平气和，慢慢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走。习总书记说了，只要方向看准了，慢一点没关系。把方向看准，迈的步子稳健一点，方向坚定不移，不可以有任何逆转。我想，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郑若麟：吴教授今天给我们描述了他的一个梦想，吴教授的这个梦想也应该是我们的梦想，就是中国有一天成为一个金融大国。感谢吴教授的精彩演讲！ （文字整理/编辑 张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