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其仁，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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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企业，为什么要与成本博弈？

体制成本掉头上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全球竞争的新格局下，为什么中国与成本的博弈将决胜未来？

 

逃不脱的“成本诅咒”

今天美国的地图早已“锈迹斑斑”。“锈带”是美国的老工业区，锈越重，越凸显老工业基地的衰败。当年最领先工业国的钢铁工业已遭废弃，连拆的力量都没有。美国的制造业曾经成本领先，但随着时间的展开，早已风光不再。而当年完全不是竞争对手的，今天则表现得咄咄逼人，比如中国的制造业。 

 

国与国之间竞争，靠的是发挥本国成本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会逐渐发生变化，因为产品成本沿着时间轴会成为“微笑曲线”：一开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操作的熟练、管理逐步走上正轨，产品的平均成本不断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的诅咒”来了，平均成本开始上升。这是因为随着规模扩张，原材料可能开始供应不上；与此同时，组织机构开始变得臃肿不堪，管理费用上升；利润诱人，新的竞争者开始蠢蠢欲动，杀入这个高利润行业。

 

产品成本之外，还有体制成本。体制成本，包含作为“纯商业费用”的交易成本，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以及制度成本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成本也会再次上升，逃不脱“成本的诅咒”。

 

那么，企业家该如何破除“成本的诅咒”？正如通用汽车总裁斯隆所言，企业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要继续保持成本领先，企业家需要通过学习和交流经验，找一个力量去对冲（成本的上升），让成本曲线上升得慢一点。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的国家。但是，“第二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会成为“第一大”，因为曾经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日本，就由于经济停滞成为了世界“第三大”，中国必须找到新的发展路径，才能避免重走日本的覆辙；中国企业家也必须有自觉的意识，居安思危，努力降成本或实现“与众不同”。
 

“中国奇迹”源于改革开放带来的“低成本”

改革开放四十年，正是与成本的成功博弈，使中国实现了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1981-1986年的六五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亟待解决的是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在农村推行改革之后，随着体制成本的下降，不但温饱问题解决了，甚至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如何消化这些剩余劳动力？这就需要创办大量企业，而创办企业，资本从哪里来？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一次选择了“开放”：用全世界的资本来为中国搞经济建设；随着大量资本涌入，资本成本不断降低；同时，部分生产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也进一步降低了资本成本。

 

产品生产好了，市场在哪里？“开放”再次让国人的目光转向海外，庞大的海外市场需求部分支撑起了中国的经济崛起。

 

这是成本微笑曲线前一半的故事：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他廉价生产要素；改革急剧降低中国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中国的学习曲线急升，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技能、知识推进经济增长。以上三个方面，使得中国尽显综合成本优势。
 

新挑战：全球竞争的“三明治”格局

“穷”曾经是中国的竞争力，因为穷，工资就低，就有相对的成本优势。但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工资开始上涨，中国开始出现“用工荒”；同时，渐进改革给中国留下了一批半拉子工程，高位增长又带来了若干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开始进入成本微笑曲线的“后半段”。

 

据测算，中国的体制成本线近些年来重新向上，税收、政府收入、社保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法定成本的增速都远远高于名义GDP的增速；市场准入成本较高（表现为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儿科大夫荒现象）、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较高（如供地瓶颈带来的房地产价格暴涨）、移动、退出成本较高（如“农民”退出农业、农村的体制性摩擦）、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较高（如土地管理法的修订），这些都大大制约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中国体制成本高企的同时，全球分配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富国资本稀缺，科技领先，但失业率高企，国内收入分化加剧，平均收入增长减缓；另一方面，穷国劳力与资本、技术结合，比较优势日益凸显，中产阶层崛起，平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富国，国内市场拓展吸引了更多资本与技术投入。

 

全球竞争就像一个“三明治”，最上层是G7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独到性优势，最下层是印度、越南等逐渐兴起的成本优势，而中国正好加在两者之间：一方面成本优势渐失，另一方面独到性优势尚缺。
 

改革再出发：方子要对，量要足

从最简单的数学推理出发，成本曲线既然注定降了再升，能不能把曲线不断向右下方推移？能不能让成本上升得慢一些，或者至少比竞争对手慢一些？

 

中国的出路何在？唯有“改革再出发”。

 

在过去四十年当中，大力度改革带来了大成效：1980-1982年，包产到户三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村；沿海开放，也很快从四个特区扩展到14个城市，再到上海浦东；民营企业合法化，1987年写进中央文件，1988年就写入了宪法等等。

 

中国的经济体量今非昔比，已经成为一头“大象”。但“大象得了感冒，不能只用小勺喂药”，改革力度小了，难以有成效。改革要再出发，加大力度，把种种体制成本降下来；同时，中国不可能永远依靠后发优势，要在原创性科学技术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