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发布：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与华夏基石e洞察联合调查组；执笔：孙健敏，刘蕾，黄博，周琰喆，阎欣

•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找准症结 战胜恐慌

——新型肺炎疫情下大众的恐慌特点及应对

 

摘要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本调查针对疫情爆发和持续传播时期，来自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大众的恐慌程度、恐慌原因以及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渠道等问题展开了如下分析：（1）基于人口统计学因素、地域因素、行业及单位性质因素的恐慌程度的描述性分析；（2）恐慌原因的分类描述性分析；（3）恐慌原因与恐慌程度的差异分析；（4）信息获取渠道与恐慌程度差异分析。

 

主要分析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被调查对象中，（1）就恐慌程度而言，男性被调查者的恐慌程度均明显低于女性被调查对象；26-35岁群体表现出了相较于其他年龄段成员更高水平的恐慌；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对于疫情爆发和当前传播的恐慌程度更高；确诊1-99人地区的被调查者的恐慌水平相比来自其他疫情地区的被调查者更低，其中，确诊500-999人地区的被调查对象对于疫情爆发的恐慌程度最高，而确诊10000人及以上地区的被调查对象对于疫情持续传播的恐慌程度最高；金融、保险业的从业者对于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传播最为恐慌，外资企业的被调查者普遍对于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的爆发以及当前新型肺炎持续传播的恐慌程度较高。（2）就造成恐慌的原因而言，相比其他恐慌原因，人们选择生命恐慌的比重最高；其中，相比其他学历，持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被调查者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最高，相比其他职业，学生群体、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性事务人员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较高；此外，女性对于造成恐慌的不同来源的整体占比水平要高于男性，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对于造成恐慌的不同来源的整体水平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被调查者。（3）就信息获取渠道与恐慌程度而言，通过他人及网络作为信息渠道的被调查者表现出更高的恐慌值，而报纸则反映出最低的恐慌；具体到网络渠道，不论是何种性质的信息，微博博客均是恐慌程度最高的信息渠道，新闻软件则是恐慌程度最低的信息渠道。

 

最后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建议认为，各社区应加大疫情防控进展情况的宣传，避免谣言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造成大众恐慌；微博方面应加大舆情监控，防止谣言在微博上传播，微博上各大官微及知名博主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及时、准确地传播疫情信息。同时，可以加强在各大新闻类软件上对疫情信息的播报。

 

1.背景

 

传染病（Infectious Diseases）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由于传染病的有毒性与病死率直接相关，而传播性又决定着该疾病在人群中传播的速度，故传染病自身的有毒性和传播性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造成人们恐慌的来源；可以说，传染疾病的有毒性越强、传播速度越快，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慌。

 

广为人知的SARS冠状病毒便曾于2002年在中国、东南亚乃至全球掀起了一场大规模传染病疫潮，其致死率与高传染性一度引起社会恐慌。而此次新型肺炎的病原体不仅与SARS冠状病毒有着相当水平的同源性，其传播率与致死率更是超过SARS病毒，使得人们谈之色变，自愿死守家中以免外出受到病毒感染。

 

为此，我们期望通过此次调查，探索人们对于新型肺炎疫情的恐慌水平及原因，并通过了解人们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渠道，分析这些信息渠道与人们恐慌的关系，最终基于对数据的描绘分析与解读，为广大群众、组织单位提供意见建议。

 

2.新型肺炎疫情下大众恐慌程度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们对来自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广大群众发送了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新型肺炎爆发和持续传播时期，大众的恐慌程度、恐慌原因以及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渠道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共计回收2330份有效问卷。其中，有关恐慌程度的题项采用了7级评分方法衡量，恐慌程度越高分值越大，反之亦然。

 

2.1基于人口统计学因素的恐慌程度描述性分析

 

2.1.1不同性别的大众恐慌程度

 

在所有2330名被调查对象中，参与调查的男性人数为1287，占总体的55.24%；女性人数为1043，占全部被调查对象的44.76%。

图1 被调查对象性别描述性统计

 

如图2所示，在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爆发时期，男性被调查者的平均恐慌程度为3.51，女性被调查者的平均恐慌程度为4.11；而针对当前新型肺炎的持续传播，男性被调查者的平均恐慌程度为3.85，女性被调查者的平均恐慌程度为4.41。可见，无论是对于新型肺炎的爆发，还是对于当前新型肺炎的持续传播，男性被调查者的恐慌程度均明显低于女性被调查对象。

图2 不同性别的大众恐慌程度

 

2.1.2不同年龄的大众恐慌程度

 

所有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约为36岁，其中年龄最小者为7岁，年龄最大者为79岁。而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26-35岁的民众占比最大，为35.88%，其次是36-45岁的民众（30.60%），56岁以上的民众占比最小，为2.49%。

 

图3 被调查对象年龄描述性统计

 

如图4所示，所有年龄段的被调查对象对于当前新型肺炎持续传播的恐慌程度均高于他们在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爆发时期的恐慌程度；而民众对于疫情爆发的恐慌程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随年龄增大而不断递减的趋势。此外，在疫情爆发时期，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的恐慌程度相比其他年龄段的民众更高，其平均恐慌水平为4.07；而对于当前新型肺炎的持续传播，26-35岁群体表现出了相较于其他年龄段成员更高水平的恐慌，其平均恐慌水平为4.18。

图4 不同年龄段的大众恐慌程度

 

2.1.3不同职业的大众恐慌程度

 

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管理人员占比最大，为35.02%，其次是一般性事务人员（24.59%），农民与个体劳动者占比最少，分别为0.82%和0.77%。

图5 被调查对象职业描述性统计

 

如图6所示，除学生群体以外，其他职业类型的被调查者对于当前新型肺炎传播的恐慌程度均高于对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爆发的恐慌。此外，相比其他职业类型的被调查者，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对于疫情爆发和当前传播的恐慌程度更高，农民的平均恐慌水平分别为4.16和4.53，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恐慌水平分别为4.04和4.30。

 图6 不同职业的大众恐慌程度

 

2.1.4不同学历的大众恐慌程度

 

参与本次调查的从业人员有35.49%是大学本科学历，22.79%是硕士研究生学历，而大学专科及以下学历水平的被调查者占全部人数的38.58%，其余为博士研究生学历（3.13%）。

图7 被调查对象学历描述性统计

 

如图8所示，所有学历的被调查对象对于当前新型肺炎传播的恐慌程度均高于对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爆发的恐慌水平。就新型肺炎疫情爆发期而言，相比其他学历，本科学历和硕士学历的被调查者的恐慌程度更高，平均恐慌水平为3.9；而就新型肺炎当前持续传播而言，相比其他学历，大学专科学历和硕士学历的被调查者的恐慌程度更高，平均恐慌水平为4.21。

图8 不同学历的大众恐慌程度

 

2.2不同地区下的大众恐慌程度描述性分析

 

根据各地截至2020年2月10日24时新型肺炎确诊人数，我们对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重新进行了疫情地区划分，并针对来自全部5个疫情地区（确诊1-99人地区、100-499人地区、500-999人地区、1000-9999人地区、10000人及以上地区）的被调查对象有关疫情的恐慌程度进行了分析。

图9 疫情地图（来源：腾讯新闻）

 

在参与本次调查的人员中，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来自于确诊人数为100-499人的疫情地区（53.35%）；其次，39.10%的被调查者来自于确诊人数为1000-9999人的疫情地区。来自于确诊人数为10000人及以上地区的被调查者最少，只占全部人数的1.89%。

图10 被调查对象所处疫情地区描述性统计

 

如图11所示，无论是对于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的爆发，还是对于当前新型肺炎持续传播，来自确诊1-99人地区的被调查者的恐慌水平相比来自其他疫情地区的被调查者更低。其中，就疫情爆发而言，确诊500-999人地区的被调查对象的恐慌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疫情地区人员，其平均恐慌水平为4.06；而就疫情持续传播而言，确诊10000人及以上地区的被调查对象的恐慌程度明显均高于其他疫情地区人员，其平均恐慌水平均为4.5。

图11 不同疫情地区的大众恐慌程度

 

2.3不同行业下的大众恐慌程度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查中，来自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应和仓储业的被调查对象最多，占总人数的38.02%；来自地质普查和勘探业的被调查对象最少，仅占总人数的0.38%。

图12 被调查对象行业描述性统计

 

如图13所示，金融、保险业的从业者对于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传播最为恐慌，其恐慌水平分别是4.29和4.66；其次是地质普查和勘探业的从业人员，其有关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和当前持续传播的恐慌水平分别是4.00和4.63；相较其他行业，建筑业的从业者对于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和当前持续传播的恐慌水平最低，分别为3.25和3.69。

图13 不同行业的大众恐慌程度

 

2.4不同单位性质下的大众恐慌程度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查中，在民营/私营企业工作的被调查对象最多，占全部人数的38.30%；其次为国有企业的被调查对象，占全部人数的34.08%；而仅有1.69%的被调查者在党政机关工作。

图14 被调查对象单位性质描述性统计

 

如图15所示，相比其他所有单位性质的被调查者，外资企业的被调查者普遍对于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的爆发，以及当前新型肺炎持续传播的恐慌程度较高，其平均恐慌水平分别为4.11和4.33。此外，相比其他所有单位性质的被调查者，民营/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对于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爆发的恐慌程度最低（平均水平为3.64），党政机关的从业人员对于当前新型肺炎持续传播的恐慌程度最低（平均水平为3.97）。

图15 不同单位性质的大众恐慌程度

 

3.恐慌原因的分类描述性统计

 

在接受调查的被调查对象中，对于造成恐慌的原因，整体而言，人们选择生命恐慌的比重是最高的，为67.21%，比如担心自己和家人被感染、对于死亡的恐怖；其次是对于物资的恐慌（49.10%），比如对生活必需品或是必要防护用品，包括口罩、消毒液的需求的恐慌；对未来收入可能会降低等原因而引起的经济恐慌（41.72%）也是造成人们恐慌的一个重要来源；信息量大、不知道该信谁也容易引起人们的信息恐慌（35.24%）。（如图16）

图16 恐慌原因的整体差异分布

 

3.1不同性别的恐慌原因分类描述性统计

 

在接受调查的被调查对象中，对于造成恐慌的原因，如图17所示，女性对于造成恐慌的不同来源的整体占比水平要高于男性。其中，女性对于生命恐慌（74.78%）和物资恐慌（56.38%）的占比都要明显高于男性对于生命恐慌（61.07%）和物资恐慌（43.20%）的占比。与此相反，女性（40.46%）对于经济恐慌的占比要低于男性（42.74%）。由于信息量大的原因对男性（34.65%）和女性（35.95%）造成的恐慌占比相当。

(N=2330人,其中男性1287人，女性1043人)

图17 不同性别被调查对象恐慌原因的差异分布

 

3.2不同年龄的恐慌原因分类描述性统计

 

所有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约为37岁，其中年龄最小者为7岁，年龄最大者为79岁。对于造成恐慌的原因，如图18所示，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对于造成恐慌的不同来源的整体水平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被调查者，除了经济来源，26-35岁的被调查者处于最高水平；其次是26-35岁的被调查者，紧随其后的是36-45岁的被调查者。其中，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达到76.99%，26-35岁的被调查者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达到71.41%，都明显高于生命恐慌67.21%的整体占比水平；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对物资恐慌的占比为57.67%，也显著高于物资恐慌49.10%占比的整体占比水平，这可能与这个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年龄较轻，尚未有经济来源有一定关系。

图18 不同年龄被调查对象恐慌原因的差异分布

 

3.3不同学历的恐慌原因分类描述性统计

 

接受调查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者对于造成恐慌的原因的占比存在差异，其中持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被调查者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最高，为70.43%，其次是持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比最高为，67.96%，都高于生命恐慌67.21%的整体占比水平；相较于其他学历的被调查者，持有大学专科学历的被调查者对于经济恐慌的占比最高（52.58%）。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者对于物资恐慌和信息恐慌的占比水平相当，并且对于信息恐慌的占比均低于其他几类恐慌原因的占比。

图19 不同年龄被调查对象恐慌原因的差异分布

 

3.4不同职业背景的恐慌原因分类描述性统计

 

接受调查的不同职业背景的被调查者，对于造成恐慌的原因的占比存在差异，如图20所示，其中，学生群体（78.17%）、专业技术人员（72.49%）和一般性事务人员（71.90%）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较高，均高于生命恐慌67.21%的整体占比水平；相较于其他职业背景的被调查者，这三类人员对于物资恐慌的占比也较高，分别是学生58.88%，一般性事务人员57.07%和专业技术人员50.66%。同时学生对于信息的恐慌占比也较高，为47.72%。相较于其他职业背景的被调查者，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和个体劳动者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60.53%、61.03%和61.11%。农民、个体劳动者和工人对物资恐慌的占比相较其他职业背景的被调查者较低，分别为31.58%、38.89%和40.74%。商务人员对于信息的恐慌最低，为25.00%。除学生（19.80%）以外，不同职业背景的被调查者对于经济恐慌的占比相对较高，接近或高于经济恐慌41.72%的整体占比水平。

图20 不同职业背景的被调查对象恐慌原因的差异分布

 

3.5不同地区的恐慌原因分类描述性统计

 

我们基于对来自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被调查者的调查，共收到来自31个地区的有效数据。如图所示，在接受调查的被调查者中，不同地区的被调查者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普遍较高，最高达76.54%（确诊人数在500-999人的地区），明显高于被调查者对于生命恐慌67.21%的整体占比水平。对于物资的恐慌的占比也处于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最高的三个地区达到了50.38%（确诊人数在1000-9999人的地区）、48.83%（确诊人数在100-499人的地区）和47.10%（确诊人数在1-99人的地区）。对于经济恐慌的占比最高的地区达到了49.29%（确诊人数在1000-9999人的地区）和47.73%（确诊人数在10000人及以上的地区）。对于信息恐慌占比最高的地区为47.73%（确诊人数在10000人及以上的地区）。

图21 不同疫情地区的被调查对象恐慌原因的差异分布

 

4.恐慌原因与恐慌程度的差异分析

 

将大众恐慌值与恐慌类型数据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担心生命安全的大众，其恐慌程度（M=4.60, SD=1.53）显著高于不担心生命安全的大众（M=3.08, SD=1.61），t（2328）=22.07，p=.001，d=1.09，效果量大。担心物资的大众，其恐慌程度（M=4.44, SD=1.16）显著高于不担心物资的大众（M=3.77, SD=1.75），t（2328）=9.57，p=.000，d=0.40，效果量中等；担心信息安全的大众，其恐慌程度（M=4.26，SD=1.63），显著高于不担心信息安全的大众（M=4.01，SD=1.75），t（2328）=3.41，p=.001，d=0.15，效果量小；担心经济安全的大众，其恐慌程度（M=4.45, SD=1.63），显著高于不担心经济安全的大众（M=3.85, SD=1.73），t（2328）=8.37，p=.000，d=0.36，效果量小。

 

5.信息获取渠道与恐慌程度差异

 

5.1 新冠肺炎的性质和严重性的信息获取

 

大众信息渠道调查显示：96.3%的被调查者表示会通过网络了解新冠肺炎的信息，59.9%的被调查者通过电视新闻了解信息，明显多于其他信息渠道——他人（24.1%），广播（10.1%），其他渠道（5.9%），报纸（4.7%）。（图22）

图22 不同渠道获取新冠肺炎的性质和严重性的信息的百分比

 

其中，网络为最大的传播渠道。具体来看，新闻软件及社交软件是最重要的两大网络传播渠道，分别为76.2%，74.4%，明显高于微博博客（39.8%），直播短视频（27.6）视频软件（18.5%），其他软件（19.7%）。（图23）

图23 不同网络渠道获取新冠肺炎的性质和严重性的信息的人数百分比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不同信息渠道对大众恐慌情绪的影响程度，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通过他人及网络作为信息渠道的被调查者反映出更高的恐慌值，这可能是由于他人及网络信息渠道下谣言或不实信息更多，亦或是由于他人及网络信息无法得到验证，从而增加了被调查者的恐慌。另外，在报纸这一传统媒体下，被调查者反映出最低的的恐慌（3.67）。（图24）

 

图24 不同新冠肺炎的性质和严重性的信息传播渠道恐慌值比较

 

具体到不同的网络渠，通过微博博客作为信息渠道的被调查者反映了最高的恐慌值（4.44），明显高于其他几类信息渠道——直播短视频（4.23）、其他软件（4.18）、视频软件（4.17）、社交软件（4.16）、新闻软件（4.06）。这可能是由于微博更为开放的传播特性，更容易将某个个体的恐慌言论放大导致。（图25）

 

图25 不同新冠肺炎的性质和严重性的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渠道恐慌值比较

 

5.2 各地区新冠肺炎传播和诊断情况信息获取

 

我们对大众对于新冠肺炎传播和诊断情况信息获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96%的被调查者表示会通过网络进行信息获取，59.1%的被调查者通过电视新闻，明显高于其他信息渠道，他人（16.8%），广播（9.2%），其他渠道（5.9%），报纸（5.2%）。（图26）

图26：不同渠道获取新冠肺炎的传播和诊断情况的信息的人数百分比

 

具体到网络渠发现：被调查者通过新闻软件（75.4%）及社交软件（73.3）作为信息渠道以获得新冠肺炎的传播和诊断情况的信息，明显高于其他渠道——微博博客（36.4%）、直播短视频（24.3%）、其他软件（17.7%）、视频软件（16.7%）。（图27）

图27 不同网络渠道获取新冠肺炎的传播和诊断情况的信息的人数百分比

 

同样地，我们分析了不同的传播和诊断信息渠道下，被调查者所感受到的恐慌程度。结果显示：报纸同样是恐慌程度最低的信息渠道（3.99），其余信息渠道的恐慌程度分别为：他人（4.32）、广播(4.21)、其他渠道(4.19)、网络(4.12)、电视新闻（4.06）。（图28）

 

图28 不同新冠肺炎的传播和诊断情况的信息传播渠道恐慌值比较

 

具体到不同的网络渠道发现：微博仍然反映出了最高的恐慌水平（4.39），其他几类网络渠道的恐慌程度分别为：直播短视频（4.25）、视频软件（4.16）、社交软件（4.15）、其他软件（4.15）、新闻软件（4.05）。（图29）

图29 不同新冠肺炎的传播和诊断情况的信息网络传播渠道恐慌值比较

 

5.3 两种信息（性质和严重性vs传播与诊断）与恐惧值的关系

 

我们将性质和严重性以及传播与诊断两类信息与恐惧值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不论是何种性质的信息，报纸均是恐慌程度最低的信息渠道。但是，不同的信息性质在报纸作为渠道时，所反映的恐慌程度差异交大，具体来说，当传递新冠肺炎的传播与诊断信息时恐慌值为（3.99），而当传播新冠肺炎的性质和严重性信息时，恐慌值为（3.67）。另外，不论是何种性质的信息，他人均是恐慌程度较高的信息渠道。（图30）

 

图30 不同新冠肺炎信息（性质和严重性vs传播与诊断）传播渠道恐慌比较

 

具体到网络渠道发现：不论是何种性质的信息，微博博客均是恐慌程度最高的信息渠道。新闻软件则是恐慌程度最低的信息渠道。（图31）

图31 不同新型肺炎信息（性质和严重性vs传播与诊断）网络渠道恐慌比较

 

6.结论与建议

 

针对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的爆发，以及当前新型肺炎的持续传播，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男性被调查者对此二者的恐慌程度均明显低于女性被调查者；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比其他职业类型的被调查者恐慌程度更高；金融、保险业的从业者相比其他行业从业者更为恐慌；外资企业的被调查者相比其他单位性质的被调查者恐慌程度更高；而来自确诊1-99人地区的被调查者的恐慌水平相比来自其他疫情地区的被调查者更低，其中，确诊500-999人地区的被调查对象对于疫情爆发的恐慌程度最高，而确诊10000人及以上地区的被调查对象对于疫情持续传播的恐慌程度最高。

 

此外，所有年龄段、所有职业类型、所有学历的被调查对象对于当前新型肺炎持续传播的恐慌程度均高于他们在武汉封城、新型肺炎爆发时期的恐慌程度。

 

在接受调查的被调查对象中，对于造成恐慌的原因，整体而言，人们选择生命恐慌的比重是最高的，为67.21%，比如担心自己和家人被感染、对于死亡的恐怖；其次是对于物资的恐慌（49.10%），比如对生活必需品或是必要防护用品，包括口罩、消毒液的需求的恐慌。

 

在接受调查的被调查对象中，对于造成恐慌的原因，女性对于造成恐慌的不同来源的整体占比水平要高于男性。对于造成恐慌的原因， 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对于造成恐慌的不同来源的整体水平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被调查者，除了经济来源，26-35岁的被调查者处于最高水平；其次是26-35岁的被调查者，紧随其后的是36-45岁的被调查者。持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被调查者对于生命恐慌的占比最高（70.43%），其次是持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比最高为（67.96%），都高于生命恐慌67.21%的整体占比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者对于物资恐慌和信息恐慌的占比水平相当，并且对于信息恐慌的占比均低于其他几类恐慌原因的占比。对于生命恐慌，学生群体（78.17%）、专业技术人员（72.49%）和一般性事务人员（71.90%）的占比较高，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和个体劳动者的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60.53%、61.03%和61.11%。对于物资恐慌，这三类人员的占比也较高，农民、个体劳动者和工人对物资恐慌的占比相较其他职业背景的被调查者较低。商务人员对于信息的恐慌最低，为25.00%。除学生（19.80%）以外，不同职业背景的被调查者对于经济恐慌的占比相对较高，接近或高于经济恐慌41.72%的整体占比水平。

 

最后，建议各社区应加大疫情防控进展情况的宣传，避免谣言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造成大众恐慌。另外，微博方面应加大舆情监控，防止谣言在微博上的传播，微博上各大官微及知名博主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及时、准确地传播疫情信息。同时，可以加强在各大新闻类软件上对疫情信息的播报。

 

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与华夏基石e洞察联合调查组

执笔：孙健敏，刘蕾，黄博，周琰喆，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