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亲疏关系考：大疫过后，我们该如何正确学习日本?

不同于中国大一统开始于2200多年前的秦朝，日本的统一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因为日本列岛70%以上是山区和海岛，不同地方之间的交通在古代非常不方便。在日本的“战国时代”（1467年到1600年左右），曾经有100多个名藩长期地方割据，一直到了1600年前后，历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代枭雄的征战，日本才完成统一。所以时至今日，相对于中央政府，日本的县市有很大的分权和独立性。

基于这样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历史过程和宗教信仰等，亨廷顿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把日本列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并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所以，如果简单地说日本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事情，甚至是一种误解。

中日交流历史上的“三起三落”

在承认日本的特殊性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前现代历史中，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及日本群岛是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中国和朝鲜半岛，便无法理解日本。

如果从东汉光武帝在公元58年向日本贡使赏赐金印开始计算，中日两国之间已经有了2000年的交流历史。中日之间的交流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高潮，或者“三起三落”（傅高义，2019）。

不同于朝鲜、琉球和越南等，日本不属于以册封朝贡为纽带的天下体系中的一员。除了明朝早期（1370-1403，明太祖、建文帝、永乐帝）之外，日本基本上没有定期向中国朝贡过。

第一次中日交流高潮

第一个高潮就是公元七、八、九世纪的隋唐。正值文化草创时期的日本向盛唐时的中国派出了大量遣隋使和遣唐使。两百多年里，日本从中国借鉴学习了大量的文化元素，包括汉字、诗歌、草药、某些饮食习惯、房屋建筑、城市规划、政治制度等。

而在更早的六世纪中叶时，汉化了的佛教经过朝鲜半岛（百济）也传到了日本。有专家认为，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儒教。如果今天去京都和奈良旅行，那些模仿盛唐建筑风格所修建的寺庙，让中国人更容易找到了自己失落已久的文化之根。

第二次中日交流高潮

第二个交流的高潮则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到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之前的三、四十年。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三十年的卧薪尝胆和励精图治，日本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强国。不仅在1894年打败了昔日的老师泱泱华夏、甚至在1905年打败了西方列强沙皇俄国，令全世界非常讶异，所以，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兴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潮流。

中国革命史上的很多名人都曾经东渡扶桑，甚至以日本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基地，例如，孙中山、秋瑾、蔡锷、蒋介石、戴季陶、王云伍等。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例如，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周恩来等都在日本接触到了西方思想。文化学术名人，例如鲁迅、郭沫若、李叔同等更是在日本盘桓多年，深受日本文化熏陶。

日本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成功转型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这给了一百多年前在黑暗中摸索救国之路的仁人志士一个明确的学习榜样。在此次中日交流中，中国学到了经过日本消化吸收后的西方思想，见识了东洋的工厂制造业和科学技术，也目睹了日本正在形成中的民主制度。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语中很多词汇都来自日语。如果离开这些词汇，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们的思想。例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管理、逻辑、辩证法、进化、电话、干部、警察等。对了，还有该死的“传染病”以及“防疫”！它们都是来自日语。

不同于此前与此后的另外两次中日交流，这次中日交流高潮主要是以民间留学为主，但是，也受一些洋务派官员的大力支持，例如，张之洞、端方等。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这些受清王朝资助的留日学生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以革命埋葬了大清王朝。

第三次中日交流高潮

第三次中日交流的高潮则是文革后期到1997年之间的二十年。

1972年，中日建交。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是一个极力促进中日友好的人士。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他会见了日本天皇，乘坐了时速将近300公里的新干线列车，参观了日产汽车先进的流水线，体验了松下电器的微波炉等，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从此，中日之间进入了一个蜜月期。

20世纪80年代，怀着对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愧疚感，日本政府把中国政府放弃了的“战争赔款”转化为对华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为中国走出当时的经济困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3年，大约有1072亿美金的对华援助资金ODA流入中国。有人说“日本人欠中国人一个真诚的道歉，而中国人则欠日本人一个真诚的感谢”，这句话用来描述中日两国关系的确不为过。

借助刚刚兴起的黑白电视机，中国老百姓熟悉了《追捕》、《排球女将》和《血疑》，同时也熟悉了三洋、松下、东芝、索尼等日本品牌。许多有长远眼光的日本企业看重中国潜在的广阔市场机会，纷纷进入中国，在北京饭店、友谊宾馆、上海外滩、广州白天鹅等开设办事处。笔者早年就曾经在SONY香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过。

许多幼小的中国企业也以日本为师，学习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是海尔的精细化管理，其中的“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甚至HAIER品牌LOGO的蓝色基调设计也有意模仿SONY。日本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老师。我在2019年9月所写的流传甚广的《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华夏基石e洞察2019.9.20首发）中，因为篇幅所限，只是粗线条地梳理了历史线索，没有提及这一点，在此更正一下。

长达二十年左右的中日交流的低谷

1. “政冷经热”、甚至“政冷经冷”（1997-2017）的二十年

从1990年开始，日本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泡沫期，振兴乏力。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更是对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影响甚巨。

相反，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国力不断提升。昔日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感受到了一种“中国威胁”，心理上非常不平衡。

与此同时，从1995、1996年左右开始，日本一小撮右翼和保守势力（人数估计在3-5%左右）开始活跃了起来，要求重新反思日本战争历史，为战犯昭雪，修改和平宪法，重整军备。

从此，中日关系经历了大约20年左右的“政冷经热”、甚至“政冷经冷”的局面（1997-2017）。原因众所周知，先后主要包括以日本扶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历史教科书（2003-），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2002-2006）、以及因为钓鱼岛问题所带来的冲突（2010-2012）等。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明显放缓，甚至一度撤出中国，流向东南亚。其中企业界普遍关心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自从1999年三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倡议之后，一度沉寂。一直到2012年才开启正式谈判，前前后后经历了16轮谈判，目前仍然无法达成协议，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历史恩怨纠葛和现实利益冲突。它既考验三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需要普通民众对彼此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刻认知，做到民心相通才行。

2. 民心相通是中日友好的基础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善，有时候需要一些恰当的契机。此次抗疫中日本政府和民众所展现出来的爱心和行动，温暖了中国人的心，为化解中日关系中的某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中国吉利汽车收购瑞典沃尔沃的经典案例。当年李书福去瑞典谈判之时，那些对中国人缺乏信任和好感的沃尔沃谈判代表请他列出收购的三个动机。李书福急中生智，操着他那浙江口音的英语，眼睛看着对方，一字一顿地说，“I LOVE YOU”（我-爱-你）。

沃尔沃谈判代表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直白的表达，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于是紧张的谈判气氛马上轻松了下来。李书福后来解释到，“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不能通过苍白的语言，必须从心对心的沟通开始，话一定要说到点子上才行”。

中日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为此次疫情中日本人所展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开启中日交流的第四次高潮吗？

笔者认为，感动于一时，可以。但是，现在就说“越五十年干戈，续两千年友谊”，为时尚早。因为中日关系中的深层次问题，全都是冰山，全都是深坑，甚至是死结。如果我们无法在某种程度上化解这些深层次问题，中日关系仍然难以有大的发展。

采取同情式理解，聆听两面之词

如何看待“那场战争”、靖国神社问题和钓鱼岛及其附属领土问题，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三座大山。没有任何一座大山可以被轻易翻越。甚至讨论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引起巨大争论。

虽然我爱好阅读历史，但是，我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者。而且，这篇文章的重点根本不在对历史细节的拷问，而是帮助企业家建立跨文化管理和全球经营的复杂心智模式。

事实上，我即将讨论的很多看似离经叛道的问题和观点，在中日韩三国历史学界根本不是秘密，也不是禁区，有很多的不同观点，也有不少共识，读者对我的一些观点大可不必感到愤怒。

或许有人说，“作为企业家，没有必要了解这么深的国际关系问题”。而我则认为，如果你志存高远，想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家，而这些问题都是企业经营的时代背景，是限制条件，关乎全局。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同情的理解

同情的理解是史学家科林伍德（Collingwood）在其巨著《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提出的看法。他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回到古人的历史环境以及心理状态，所谓设身处地，才能真正掌握历史的脉络。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主任，中日关系史方面专家李朝津教授认为：

“同情的理解在探讨异国历史时特别重要。由于文化、时间及空间的差异，要确切理解另一国人民并不容易，甚至容易产生误会。中国对日本历史的理解，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往往过于注重本身所受到的伤痛，不容易深入近现代日本历史的复杂性。”

在我看来，同情式理解是化解深层次历史问题，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不过，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同情式理解和换位思考，尤其当涉及到与自己有利害冲突，甚至血海深仇的人或者国家时。

历史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过去战争的历史观，而对历史的解释又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下和未来的政策取向。曾经有人说过，“谁能掌握对历史的解释权，谁就能掌握未来”。而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涉及历史遗留问题，更涉及到当下和未来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等等，双方都无法轻易妥协。

缓解深层次历史矛盾的正确方法和态度

1. 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本人喜欢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暧昧地称为“那场战争”（あの戦争）。这当然有其语义上的明快与简洁，但更多体现的是意识层面的躲闪和回避。

大约10年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曾邀请日本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就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试图编写出一部大家共同认可的历史专著，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自说自话，“两论各记”（请参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此书过于专业，除非是专业历史学者，请忽略）。

我认为，如果谁要想真正理解“那场战争”问题，不仅要从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视角出发，也要从第三者的视角出发去理解（例如，美国人、东南亚人民）。

最好是采用多重视角，尽可能“无立场”地多方位地进行审视。所谓“无立场”是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先生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是指不固守某种狭隘的立场，而是在持续的反驳与证明中，不断地转换视角，尽可能地逼近事实真相。

只有采用多重视角、“无立场”、采取同情式理解的态度，深入到1920-1940年的历史细节中去，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日本人会被“大东亚共荣圈”这样一个或真或假的理念激励着走上战场，走上了扩张之路，给亚洲人民和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否则，很容易被某一种单一而狭隘的、政治正确的观点而俘获，而且不自知。

20年前，日本的一个社会调查显示，关于所谓的“那场战争”，日本人接纳了一种复合型战争的历史观。其中大约有70%的日本人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关于日俄战争、日本殖民占领朝鲜、发动太平洋战争，更多的人认为那是一种试图把亚洲从西方列强手中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

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根本无意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翻案。我只想善意地提醒读者注意并深入思考以下几个事情，培养自己的同情式理解。

第一，关于殖民地的迷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虽然受到战争的巨大摧残，集体性地陷入了迷茫与失落，但是，西方列强在全世界仍然拥有大量殖民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自治还是30多年以后的一个事情，当时压根儿还没有影子。

1890年前后，日本与英美等列强重新签署协议，逐步废除了原来强加给自己的不平等条约，摆脱半殖民地身份，是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国家。而抢占殖民地，把西方列强赶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是那个时代流行的、政治正确的观念，日本也很难逃脱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很难拿21世纪20年代的观念过分苛刻地来要求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人。

第二，被忽视的美国影响。1929年从美国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开来，把全世界拖进了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中。如果说德国和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刽子手，那么，贪婪的华尔街资本家则是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果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导火索之一。

如果仔细研究这段历史，你会发现，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和1931-1933年之间希特勒登上历史舞台都与1929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有直接的关系。奇怪的是，这些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来没有被明确地强调过。

可能的是因为美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后来又成为冷战的胜利国，再后来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美国主导了对历史的解释权。

第三，在传统的历史解释里，日本发动战争的导因是日本军部的野心，对外侵略，对内篡权，最后导致整个民主体制的失败。但是，仔细研究，你就会发现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正民主”（1912-1926年）并非在此后完全中缀。政党在1930-1940期间的几次选举中仍然拥有绝对多数，问题的重心是民主与帝国及代表日本的天皇之间有根本上的矛盾，而所有民选出来的议员仍以效忠天皇及帝国为第一义，在此前提下，日本的民主制度是无法建立的，所以，日本才走上战争之路。

此外，田中义一是1927年前后在任的日本首相，一直被认为是对华强硬政策的代表（扑朔迷离的“田中奏折”据说提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展战略，先东北，再华北，然后全中国，最后全亚洲）。如果不了解日本陆军在田中时代的处境，纯粹用善恶标准观察，便不易谈田中外交的意义，也无法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诡异之处。

2. 靖国神社问题

虽然“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但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战争遗留问题依旧高悬在亚洲人民的理智和情感的大门前，远远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的深刻性在于，甚至连如何解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与清晰的框架。

靖国神社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毋容置疑，靖国神社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问题，既有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动机，也有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层原因。在我看来，靖国神社问题更是涉及到日本人的生死观，尤其是日本的神道教。

我教了13年的《跨文化沟通与管理》，我深信自己所总结出来的“文化四定律”：

1）所有的企业管理问题最后都可以在国家文化上找到根源。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渗透到每一个管理决策之中。

2）每一个文化都是建立在一整套核心基本假设之上的价值观体系。

3）同一个文化内部必须满足一定程度的无矛盾性和自洽性

4）宗教信仰和核心价值观等是无法被谈判和妥协的，因此，不同文化之间很难通约。

在所有的跨文化沟通中，最难以通约的就是生死观。葬礼几乎包含了一个文化中的全部秘密，而且是最核心的秘密。举个例子：中国农村的老人最担心的莫过于猝死在城里，被一把火烧了。他们觉得躺在阴冷的地下墓穴中一点点化成血水更顺乎自然。而所有城里人则认为，死了被火化是“天经地义的”。

再比如，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死了之后被大卸八块喂秃鹫是极其残忍的，但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西藏同胞则认为这是灵魂转世最快捷的途径。您说哪一种价值观更有道理？

神道教并非日本独有，它属于曾经广泛地流行于东北亚的萨满教的一种，但是，神道教却是日本文化中最具有本土特色的信仰。神道教最大的特点是相信万物有灵，众灵平等。据说日本神道教庙宇有8万多座。在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可能都有神社，供奉着各种各样的神灵，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盛大的祭祀活动。

没有什么比寓言故事、神话、小说等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了。为了研究神道教，我最近重新观看了日本动画电影大师宫崎骏的《风之谷》、《幽灵公主》和《千与千寻》。

在这些想象力丰富，同时带有浓厚的日本文化背景色彩的影片中，有各种各样的神灵，包括邪灵。不同于中国人和基督教中非此即彼的价值观，日本文化中的这些邪灵并非绝对地坏，而是充满某种可以被接纳的善良。如果以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来看，日本人的是非观里充满了太多的灰色和模糊。

在日华人学者张石先生曾经写过《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他注意到在日本记载日本神话和历史起源的《古事记》里，也有类似中国伍子胥报父仇的故事，但其结果却完全不同。如果说伍子胥掘开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的话，那么日本的显宗天皇只是在有杀父之仇的仇人雄略天皇的陵墓前，稍许挖了一点土以告后人，这就足够了。对此作者解释到：“显宗天皇和伍子胥的不同做法，可以说揭示了中日文化在生死观，尤其是对待死者的文化上的不同原点。”

在日本，由于“怨灵恐惧”和“死者即佛”的文化，无论生前做了什么事情，一旦死去，就成神成佛。于是在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中，死并不总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一种全方位的肯定，它赋予死者完全肯定的尊严。

而在中国民间，恶人死了以后变成鬼，是被活着的人厌恶的一种表现。与此相连的是罪恶和仇恨，也不会因为死的降临而结束。张石先生举例说：“中国有一句差不多是绝顶的骂人话——掘你家的祖坟。”这表明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并不代表一个一律平等的值得尊敬的世界。

在普通日本人看来，“人死即佛”，“死者一如”，所以，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带着传统神道的感觉去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更多代表了“日本文化传统”。而在被侵略民族的人们看来，靖国神社里不仅仅供奉着两百四十多万从戊辰战争以来在历次战争中为日本政府战死的人，而且供奉着14位甲级战犯（70年代合祀的），他们完全是“侵略的象征”。所以，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

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那些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亡灵的日本遗属已经超过了千万，靖国神社的被供奉者“成为日本人共同祖先的成分也越来越大”。而这个成分如果越来越大的话，那中日两国在政治与历史观上的对立而演变出的民族感情和民众心理上的普遍对立，也将会越来越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两国的政治家和民众能否相互“理解对方的文化与生死观”。

3. 钓鱼岛问题

关于钓鱼岛问题，最能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立场的莫过于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白皮书严正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岛的东北部，最近距离福建大约180海里，距离台湾省宜兰县大约95海里左右，由钓鱼岛和七八个附属岛礁组成，总面积约5.69平方千米。钓鱼岛虽小，但是具有重要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钓鱼岛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与日本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而产生的现实冲突，是中日关系中的死结。

这里仅简单讨论一下钓鱼岛的经济价值。钓鱼岛附近水域的石油资源使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钓鱼岛海域拥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日本如果以钓鱼岛为基础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将至少攫取中国东海油气资源的一半。

问题是，如果我们只听信一面之词，无法听到日本方面的声音，那就无法理解争议之所在，无法做到同情式理解，钓鱼岛问题只能是一个死结。关于钓鱼岛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也读了一些，但是，我更关心研究钓鱼岛问题的中国专家的内心真实想法。为此，我请教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他曾经在钓鱼岛问题上考证出过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证据，并且为国家献计献策。

该专家认为：

“钓鱼岛作为一个领土争端的法律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有比较多的历史主权根据。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实践存在诸多沉默行为或者与国家领土主张不一致的行为，在国际法上这会有损于本国的主张。日本所谓的固有领土主张也存在问题点，但日本近代以来的积极实施管辖的国家行为相比于中国的若干沉默等行为，在法律判断上则较为有利。不过，中日的领土问题不是一般的领土争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法律问题。中日都有过与他国通过条约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但在中日之间目前还没有可能实现。所以法律之外的问题，法律解决不了，需要政治手段更长的过程。”

所以，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可见一斑。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认知方式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显然无法有助于中日的深度和解。

给企业家的一些参考建议

第一：做一个国际化企业，老板必须自己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洞悉世界大势。

华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任正非和一小群华为高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一件事”。华为公司鼓励高层走出去，与各种专家进行交流，所谓“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我曾经通读过2019年任正非与国内外媒体唇枪舌战的三卷本《访谈实录》，非常佩服任总的国际化视野、知识和人脉。尤其是当读到2019年10月任正非接待中东非洲阿拉伯语媒体的集体采访时，看到任总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建筑如数家珍，我真的有点羡慕嫉妒恨。

扪心自问，做企业不如任正非，可以；旅行见闻不如任正非广博，也说得过去；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读书还比任正非少，那就无法原谅自己了。虽然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历史一知半解，急需要补课。但是，中国人对非洲、中东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的了解几乎就是空白，而老牌的西方国家在这些地方有几百年的经营历史，有大批熟悉这些地方的国际化人才。

那些有志于开拓日本市场，或者与日本企业进行深度合作的企业家，必须通读一些日本历史方面的著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心灵对心灵的沟通。

在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交往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完全认同对方某些“看似怪异”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习俗，但是，你必须要深刻理解这些观念和习俗到底来从何而来？只有在同情式理解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才能合作顺利。

为此，我推荐三本书给大家，希望这三本书能帮助大家加深对日本的理解，建立东亚共同体意识。在反思、宽容和理解的基础上，共同走向未来。

第一本书《现代日本史：从德川家康到21世纪》，作者安德鲁·戈登是美国著名史学家、日本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等。在这本长达640页的巨著中，戈登教授非常深入地描述了过去200年里日本社会的转型过程，对于日本在二十世纪30年代初为什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细致的解释。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书，这本书从1800年左右开始，结束于2011年3月12日的东日本大地震，极具有时代感和日本生活史的细节。

第二本书是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先生最近出版的《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版，2019）。傅高义先生辉煌的学术背景我就不赘言了，他是研究日本和中国的权威，《邓小平时代》的作者。这本书的侧重点既不是中国，也不是日本，而是聚焦于中日之间的交流历史。

傅高义认为，如今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的中日两国间充满敌意的紧张关系并非两国关系中的历史常态。他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指出中日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中更多的是欣赏对方、向对方学习、大海无波、和平共存的历史场景。

傅高义强调，日本应为战争中的侵略行为郑重道歉，同时也力劝中国将日本视为亚洲地区潜在的重要合作伙伴。为了世界秩序的稳定，这两个大国必须从环境保护、灾难管理、全球经济及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出发，重塑彼此间的关系。

第三本书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步平先生主持的，汇聚了中日韩三国20多位历史学家之力的《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

这本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国德国关于共同历史讨论的启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法德历史学家就开始了关于共有历史的探讨，特别是二战以后德国的深刻反省和法国的宽容，冷战结束以后更大范围内东欧国家对欧洲同一性和身份的高度认同，关于欧洲共同历史的讨论更加迫切，也非常有成果。

研讨东亚历史中的共同问题，编写出版三个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历史教材，开始于大约15年以前。其中里程碑式的工作就是这本《跨越国境的东亚现代史》，它超越了国别史的狭隘视野，聚焦东亚整体历史。面对无可回避的争议，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让不同意见在一个共享的平台上得以呈现，并且以通俗易懂的历史辅助教材的形式出版，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日韩三国国家的问题，为将来的中日韩自贸区，甚至更大范围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做出知识准备。

第二，与日本企业开展合作，要有经风雨的准备，也要有换位思考的能力。

因为中日关系中的那段惨痛经历和复杂性，中日之间未来难免还有波澜再起，民族情感汹汹的时候。

在日本樱美林大学工作的任云教授，结合他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经历，谆谆告诫说，“这次日本对中国的帮助让大家感动，以后有点小事儿可能又把日本要骂死，一般人这样也没办法。但企业家如果也持这种心态的话，那他就太不懂经营管理了”。

“愿意和日本发展经济关系的企业家应该透过现象看到中日关系的本质，不能因短期事件左右对大局的判断，要放眼未来。”

“和日本人做生意，或是到日本办企业要换位思考，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这甚至比遵纪守法更重要”

事实上，本篇文章就是希望帮助企业家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第三，注意企业形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

上图是美国PEW研究中心的一个调查报告，研究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持有好感的比例。2018年日本喜欢中国的只有17%，而2019年甚至下降到了14%。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大家可以自行分析。

我想要说的是，每一个中国人走到国外，你就代表活生生的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企业走到外国，你就代表中国企业的形象。在遵纪守法的同时，尽量多参与当地社区的活动，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对于改善中国人的印象非常重要。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也可以联合起来，建立某种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基金会，促进中日年轻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比如，通过大力传播类似《跨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这样的历史书，邀请年轻人互访，在双方国家举行历史文化夏令营，都是在一点点改善公司所在的微环境。许许多多微环境加起来，就可以改变大环境。

小结

昨日为师明作徒，

你追我赶补不足。

一衣带水莫道远，

两家比邻有通途。

（作者：邢树坤先生）

为了建立长久良好的中日企业合作关系，需要政府、企业界和民间对许多深层次问题有更透彻的理解。企业家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国家和世界的大趋势出发，没有对日本历史、文化等的深入了解，就很难引领未来中日交流的第四次浪潮，也很难在商业竞争中抢得先机。

关于中日企业之间未来具体的经济合作，我将在下篇中具体讨论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以及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等。在中美贸易战的长期趋势下，中国企业家如果能未雨绸缪，提前进行战略布局，强化与日本企业的合作，同参互鉴，就一定能壮大自己的力量，立于不败之地。

（鸣谢：在本文撰写的过程中，至少有30位不同专业领域的朋友阅读过早期的草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对此，作者深表感谢，恕不一一列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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