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  /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前院长，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根据2021（第17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暨中国人才发展高峰论坛与新就业论坛曾湘泉《数字经济时代的灵活就业》主题演讲整理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我对灵活就业的一些思考。

灵活就业，是今年特别热门的话题，几乎各个领域都在谈论灵活就业。其实灵活就业跟经济学或管理学的其它概念相比，有点不一样，其它概念大都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灵活就业在英文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

尽管灵活就业概念很难讲清楚，但又在广泛使用，在座大部分企业都会涉及到灵活就业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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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就业？

在讨论灵活就业之前，需要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就业？“就业”一词是从英文employment翻译过来的，也就是雇佣的意思。就业即被雇佣，被雇佣即就业。

说到这里，有个小插曲。2000年的时候，我们学院曾一度想改英文名字，有人说英文“School of Labor and Personnel ”的Personnel 搞不清楚是做什么的？于是就请我们一位在美国访学的教授向专家咨询，结果没想到有位美国教授建议将学院改成“School  of Employment”，当时大家听了都觉得好奇怪，怎么能叫“就业学院”呢？！后来我们看到“国际产业和劳动关系学会”改名为“国际雇佣与劳动关系协会（ILERA）”，也就理解这位教授所提的Employment 其实是指的是雇佣而不是就业。按照这个教授的理解，我们是一所从事雇佣关系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关的学院。当然，最后还是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我们将Personnel 改成了Human Resources,这个当时流行，也符合我们本来的意思。

按照劳动经济学存量-流量模型，劳动力是labor  force，非劳动力是not in the labor  force。在劳动力中，又区分为就业和失业。就业是employed，失业是unemployed。失业和非劳动力通常从两个角度去区分，一是有无工作意愿，二是有无工作搜寻行为。一个法定劳动年龄16周岁的人，如果他不愿意工作，就不能称之为失业，是什么呢? 是属于退出劳动力市场，即所谓not in the labor force。进一步讲，即使这个人有工作意愿，但没有寻找工作的行为，也依然不能算失业，也属于not in the labor force。也就是说既要有工作意愿，还要具有寻找工作的行为，然后处于没工作状态，这样的人才算是失业。所以说就业或失业描述的是一个人在进入法定劳动年龄后，面向市场的一种状态。

当然，究竟如何定义就业，还很复杂。2005年，我们开过一次有关就业和失业测量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就业标准的权威专家，问他到底该如何定义就业。比如现有的定义规定，参考期（调查周）工作一小时以上算就业，这合理吗？保姆做家政是就业，我们在家里做家务为什么就不算就业？保安算就业，军人为何就不算就业等。

在美国，军人是统计在全体劳动力（totallabor  force）中的，而失业率的分母是平民劳动力（civilian  labor  force），也就是把军人排除在外。如果把军人算成就业者，那就可能出现，一个国家就业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让大家去当兵，以减低失业率或提升就业率，这显然不合理。同样，如果把家务劳动算成就业，那么全世界也就不会有失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就业、失业和不属于劳动力这些范畴实际上测量的是劳动力面向市场的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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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灵活就业这个概念？

灵活就业是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概念。国际上最早将就业划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最近几年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情况，又开始提出了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的区分。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去南美调研发现，这些国家有不同于传统正规就业的几种状态：一类是自营就业，在中国我们称之为个体户；二是微型企业（5个人以内）；三是家庭雇佣。这几类就业与传统工厂制度的集中雇佣，即所谓正规就业明显不同，故被称之为非正规就业。

最近几年，由于全球化、女性劳动参与提高，以及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等，出现了非标准就业。非标准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有所相同。非标准就业，更多刻画的是，传统全日制和单一雇主关系背景下，就业领域所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比如，今天我们看到在传统的正规就业领域，演化出大量基于项目或任务为基础的临时性就业，最突出的是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还有非全日制工作和应召工作，以及有多方雇佣关系的就业，如派遣和分包等性质工作等。有关非标准就业，可以看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专门出版的一部报告《世界非标准就业》（中文版）。数字经济时代的灵活就业更多的是与这种非标准就业形态有关。

为什么国际劳工组织没有提灵活就业？因为灵活就业是一个有外延而无内涵的范畴。不管是正规就业还是标准就业，其实都包含有某种形式的灵活就业，最简单的是突破空间和时间上的各类就业。比如，为美国银行服务的许多呼叫中心，就业人员在印度；大连有很多呼叫中心，是为日本和韩国企业服务的，这些人员的就业是远程就业，但仍然属于正规就业，只是具备空间灵活性的特征。

1994年，惠普就有员工居家办公，为讲究工作效率，并不规定员工必须在单位上班，这就是灵活就业。我们现在讲远程就业，不仅仅适应非标准就业、非正规就业，其实正规或标准就业也都适应。

在中国之所以用灵活就业，我个人理解是，中文在某些语境下，一个范畴通常会具有褒贬的含义，比如非正规或非标准，人们觉得有贬意，而灵活就业这个表述显得比较中性，既无贬义也无褒义。但坦率地说，这个词用于就业形态的分类并不科学，目前在国际上，有一个词和这个类似，flexibility of employment，所谓就业的灵活性,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另外相对应的是security of employment,所谓就业的安全性，代表性国家是德国。后来又有人创造了一个新概念，flexicurity,翻译成中文是灵活安全性。应该说，迄今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的就业是即灵活又安全，这只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真诚期待或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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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就业的灵活性？

为什么现在要提灵活就业或者就业灵活性呢？

首先是因为政府要缓解失业压力。国内外经验表明，越是有就业压力的时候，越强调灵活就业，或者通过就业灵活性来试图缓解就业压力。国际劳工组织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世界各国的确如此。

其次是企业要降低成本。现在外部环境变化很快，企业面临很大的经营压力，企业为减少用工成本，包括减少解雇成本，故大量采用包括派遣在内的各种灵活就业，因此，大多数灵活就业也是企业在经营压力背景下的一种选择之策。

在此要特别说一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在劳动力市场领域，我们也创造了一些经验和做法。比如，在就业方面，当劳动力市场面对外部冲击情况下，我们往往不是直接裁员，而是通过降薪来度过危机。在企业工资制度设计中，浮动比例非常大，甚至政府公务员的工资都是这样。浮动比例大的好处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可以通过降薪来应对这种剧烈的外部冲击，从而少裁员或者不裁员，浮动薪酬为这种冲击导致的解雇压力提供了巨大的缓冲。

就业灵活性与工资灵活性，或者与成本控制的灵活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缓解经营压力，特别是裁员压力的缓冲机制。企业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这样的灵活机制，否则就可能会有问题。

还有，灵活就业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为满足员工需求的一种有效措施。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硅谷，开始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数字经济时代的灵活就业，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有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选择灵活就业，而是他更喜欢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的灵活性，这类工作更能满足个人的工作兴趣和需求，比如女性群体，更需要兼顾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平衡，也有助于个人才能的更好发挥。

我们这段时间研究数字文化产业，包括游戏、电竞，直播、文学等平台。游戏和电竞基本上是标准就业，而直播和文学平台的就业，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数字经济时代的灵活就业。

直播目前主要分为三类：电商直播，泛娱乐直播，游戏直播。很多直播播主从另外的正式工作转过来的。我们在广州曾访谈过YY平台的一位播主，她大学毕业开始做公务员，后来觉得自己有才艺，做公职发挥不出来，然后就辞掉公职，开始在平台上做直播。直播创业成本很低，个人有这方面的才能，就可以出来创业。目前泛娱乐平台主播40%都是东北人，东北人中很多人具有吹拉弹唱这方面的才艺，泛娱乐直播平台为他们才能展示提供了机会。用研究术语来讲，有的人进入非标准就业领域，并非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一种自选择。当然这种自选择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也与2015年以后，国家大力提倡“双创”和互联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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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的规模有多大？

灵活就业的规模有多大？也就是说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在从事灵活就业，要统计起来，的确有难度。我在前面讲了，灵活就业不是一个统计范畴。2017年我们接受国际劳工组织的委托，开展有关中国非标准就业研究，参照就业稳定性和有无社会福利两个原则，采用三套有代表性的数据对非标准就业进行了估算。广义的估算，即包括自雇和非标准部门雇员，大体是62%，侠义估算，即仅考虑正规部门的非标准就业，大体是33.8%。按照2019年城镇就业总人数4.4亿计算，广义的灵活就业人员为2.7亿，侠义的为1.48亿。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就业白皮书》认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当然这个数字并不仅包含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我们曾开展数字文化产业领域就业创造机制和规模估计研究。包括四个领域，游戏、电竞、直播和文学平台。借助访谈和建模估计，最后的结论是：专兼职在一起合计在3000万人左右，全职的有1045万人。这里面的游戏和电竞，大体200多万，大部分是标准就业，也不是灵活就业，但直播和文学平台里面，则大部分是灵活就业。除了上述四个领域，音乐、动漫、美术、短视频等，还未包括进来。

尽管迄今没有一个完整数据，但总体可以看到，目前灵活就业规模已经巨大。很遗憾的是，如此规模巨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社会保险法》都没有将其涵盖进去。非正规就业、非标准就业，甚至广泛流行的灵活就业概念都未提及。

至于平台就业，更是一个不大清楚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平台劳动关系调查谈到，很多国家都不清楚平台就业具体情况。目前平台就业最大的问题是身份认定，流行的看法是这些人不是雇员，与平台之间没有劳动合同，故不算劳动关系，他们算什么呢？算自营就业，即个体户吗？目前有争论，有不同看法。国际上也有从劳动者对平台经济依附性角度分析，认为是一种劳动关系，司法实践上也有此类案例。但国内外总体而言，对此还没有形成共识。五中全会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如何规范，规范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

灵活就业是被动进入还是主动选择很重要，如果是被动进入显然就是就业质量不高的表现，而主动进入则是自选择，二者有本质的不同。理论上可以对两者加以区别，问题是，实践上如何识别还存在操作的困难，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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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灵活性有利于保持工作生活平衡

灵活就业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在数字经济平台之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女性的参与度在提高。

如果没有数字化的互联网平台，因为要顾家，女性的工作地点选择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有了数字化平台，女性可以在家里办公，兼顾工作生活平衡。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增加，灵活用工可以使得女性通过数字平台解决一部分工作生活平衡的问题，在国际上这也是一个趋势。

在我国，目前平台就业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轮子支撑的生活服务领域，两个轮子是外卖，三个轮子是快递，四个轮子是出行。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前面谈到的数字文化领域，比如泛娱乐直播、游戏直播、音乐、绘画等。

前一段在昆山见了一位CEO，她们是一家拥有25万儿童绘画的培训平台，规模很大。从发展趋势来讲，这个平台如果发展得好，就会有越来越多高水平的人，放弃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工作，到这里来去做一个全新的数字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

另外，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教师、医生等职业都可以在平台上创业。大学有些老师退休之后，在网上直播，比在退休前更火，这个趋势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

尽管数字经济时代的灵活用工在迅速崛起，不过我认为，传统的雇佣关系不会消失。因为虽然平台经济发展很快，但大量的企业还会存在，市场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意义上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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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灵活性需要更多的制度配套

经典的就业定义是Employment，而在平台上工作的人有work，甚至是一种job，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这里涉及到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新构建等。

从生活服务领域，包括数字文化产业领域来看，发展灵活就业最大的挑战是就业的质量问题，突出的表现是工时长，收入不稳定，劳动保护缺乏。平台就业的人相当多的是兼职，为什么兼职，不去做专职，因为收入不稳定。我调研的一个公司负责人讲，他们有员工兼职做直播，一个月能挣10万，但依然不愿意离开公司，原因是因为虽然这个月收入高，但下个月可能就没有了。另外，很多平台工作的人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处于几不管的状态。

2020年“两会”期间，习总书记提到新就业形态时强调，要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五中全会讲到支持和规范新就业形态。现在很多部门在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不是我们中国独有的问题，是世界性的课题。不过，有的国家还是走得快一点，比如马来西亚在2017年通过立法将自雇等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保范围，2020年进一步修改法律，将平台经济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社保目前不仅是灵活用工面临的问题，正规就业领域的社保也还没有完全解决。现在没有实现全国社保统筹，有的一个省内的统筹都没解决。灵活用工社保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于整个社保体系建设，欧盟那么多国家可以实现在同一体系中的缴纳和结算，中国可以借鉴。当然现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大，解决起来确有难度。

灵活就业也要纳入现有劳动法律范围，我们的《就业促进法》要修改。如果不把灵活用工纳入到《就业促进法》中，灵活用工的合法性就有问题。可以在《就业促进法》中单独增加一个关于灵活就业的条款，至少增加平台就业相关条款。在相关部委可成立平台经济或者平台就业的管理部门，统计局应该开展平台经济的就业统计，这样做才有可能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也还要关注平台就业人员的培训及职业发展。过去的行业协会对传统企业非常重要，但是新经济中，行业协会作用很弱。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曾拜访过几个行业协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行业协会如果不加强，平台经济就难以可持续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行业协会约束平台企业，劳动者的权益几乎就完全受到忽视。这些人长期在平台呆下去没有职业发展前途，他可能干几天就不做了。如果没有持续的相关支持，平台就业也就难以持久发展。所以需要强化相关的行业协会或组织，推动各类平台帮助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员不断成长。2020年因为疫情直播爆发式增长，现在很火，但是这些人未来怎么去发展，他们也很迷茫，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发力，帮助他们不断成长，这需要一个比较清晰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平台经济才能持久和健康发展。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文章整理 / 编辑  薛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