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阳杰，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华夏基石高级合伙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专家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华夏基石e洞察原创，如需转载请通过向华夏基石e洞察公众号后台申请授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建国以前，于毛主席而言的三个最重要的会议，很有可能是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上的成熟；遵义会议标志着毛主席从此走向党的核心领导层，并成为事实上的领导核心；而党的“七大”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此一跃成为整个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王东岳先生说，是思想决定现实而不是事实决定思想，凡逻辑成立，事实必将呈现。沿此观点，古田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一环，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打造成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已然是逻辑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三个会议中，古田会议看起来不显山露水，但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01

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与主要矛盾

1、时代背景。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国共合作走向失败，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但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雄文所揭示的一般，中国社会阶层矛盾已不可调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撒播的革命火种依然存在，故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和民不聊生的局面，必然会发生改变。

2、党的背景。党的“二大”提出了夺取政权的最低纲领和建立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八七会议”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暴动的失败，证明其时，共产党虽然有清晰目标和明确手段，但对如何构建和领导武装以实现最低纲领还没有行得通的办法。通俗地讲，就是其时，共产党“有想法、有资源、没办法、没实力”。加之从组织上讲，共产党当时是苏共远东国际的一个支部，书生当政，虽然有理想、很热血，且能倒背经典与苏联最佳实践如流，但对怎样在中国这片国土上长出马克思主义，并以这样的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全党尚在艰难的探索中。

3、红四军的背景。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带着起义残部上了井冈山，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会师之前，武装加起来不超过2000人，影响力不大。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部队很快扩张到了1万多人。之前看历史，我们一直以为，当两位伟人双手紧握之时起，朱毛就开始如鱼得水、如胶似漆。但这至少有三点不合辩证法。一是毛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非常微妙，虽然毛参加了“一大”，并在国共合作期间位居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于1926年之前甚至比蒋还要高，但毛极有主见和远见，经常抗命——秋收起义没***杠长沙而掉头上井冈山就是明例。当然，这也让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剥夺中央委员身份，甚至有段时间在井冈山都还被误传为开除了党籍。在那些布尔什维克的书生当权派眼中，毛是一个不听话的“刺头”。二是朱毛皆人中龙凤，朱长毛七岁，行伍出身，云南讲武堂毕业，是中国十大兵书《曾胡治兵语录》的编撰者——蔡锷的得意门生，早在1916年护国战争中即已名满天下。毛虽领导了秋收起义但毕竟失败，且毛一直是动笔杆子写文章而很少摸枪打仗的。在军事是第一生产力的革命战争年代，会打大仗，能打胜仗才是硬道理。三是朱带上井冈山的部队人多势众，军官多黄埔毕业，士兵来自叶挺的北伐铁军，战斗力强。后来名满天下、叱咤风云的林彪、陈毅、粟裕等名将皆侧身其中。与之相比，随毛上井冈的秋收起义班底为湖南农军和学生，加上后来整合的袁王地方武装，官兵素质和战斗力远不如朱带上井冈的部队。上述三要素叠加在一起，要说朱从上井冈山与毛握手那一刻开始就打内心里服毛，这肯定不合常理。另外，朱毛会师之后的八月失败和年底被迫出走赣南与转战闽西，客观上需要回答，这支当时党所掌握的最强大的武装何去何从的问题。

概括起来讲，1929年，党内虽有中国必然要革命且革命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的共识，但却有两大分歧。

一是夺权路线。有两个路线，一条是以上海流苏派为代表的城市中心主义，一条是以毛泽东、方志敏为代表的工农武装割据，亦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线。两条路线之争，导致在1935年以前，毛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虽经遵义会议得以重出江湖，但两条路线之争在1944年整风运动之后方才彻底完结。

二是建军模式。有三种方法，分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型军队、以朱德为代表的旧式武装，和以李德、刘安恭为代表的苏式军队。因1929年李德未到中国，故下文以刘安恭代表第三种模式。

很不幸，1929年4-10月，上述两大矛盾在闽西红四军中一同浮出水面，紧张程度间不容发。历史若在其时走错一步，中国革命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虽路线之争更具本源性，但毛其时没有机会介入，而建军模式于红四军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为本文探讨的重点。

02

毛朱刘的建军模式之争与毛的答案

在建军模式上，毛朱刘的核心争执概括起来讲有三。

1、党和军队的关系，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

2、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关系，在军队实行一长制还是双长制？简明一些说，是党如何指挥枪。

3、军队三大矛盾即官兵、军民和敌我的关系处理，用今天的话讲，是党指挥下的枪如何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以提升部队战斗力？

上述三个争执，第一个更具根本性。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党如何指挥枪（听话），以及怎样让党指挥下的枪更能打仗（能打）。

对第一个问题，毛朱刘的答案都是党指挥枪，但毛更加坚决、更加彻底——毛指出要“党管一切”，而“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承担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毛1927年12月提出）。打仗是所有军队都要干的事，筹款是红军在工农武装割据背景下不得不为之事，因为这支军队的军饷和武器等全部要靠自己解决。不只是军队，党也是这样。经济不能独立，要想在共产国际挺直腰杆子，连门都没有。至于做群众工作，这就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三位一体即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之必须，因为三位一体中的哪一位都离不开组织、宣传、发动和教育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讲，这可以理解为营销工作，而且是最为高明的营销。

第二个问题是党如何指挥枪，其核心争议点如朱所说，我们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为什么前委或军委还要插手甚至主导军事工作？考虑到苏联双长制只在1941年卫国战争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短暂存在过，所以在刘那里自然而然就是，苏联红军都没搞过双长制，我们为什么要搞这套体系？对这个问题，毛的回答的确高明：我们要构建的是士兵对党组织而非个人英雄的信仰，即把党指挥枪的原则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固化在架构、职权和制度上，否则红军的使命和定位就只是口号。毛的解决方案是在军队的垂直架构上加一层党组织，这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班上要有党小组”。这是一个典型的二维矩阵。矩阵一维是军事指挥，一维是思想政治，交叉点是士兵。很难说以前军队就没有二维，历史上有名的统帅如吴起、曾国藩、袁世凯等对军队思想工作即军队忠诚于谁和为谁而战也非常重视，以至于袁在小站练兵，兵只知袁世凯而不知有大清。这种一手洗脑一手强身（含兵器、队形与阵法等），两手抓两手硬的做法，自古以来一直备受名将推崇。但毛之前军队的组织架构都是一维的，两类工作均由一个长官垂直贯彻，岳家军、戚家军、北洋军皆如是。为了防止军事长官私人膨胀，君上的办法不外监军或质押。兵者凶事，君上既要老虎添翼，同时还要老虎听话，治军方法多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毛在这里给出的答案可谓是天才式的，即在部队设立二维架构，即政治线和军事线在上级机关领导下平行开展工作，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再分工执行，达不成共识且紧急之时由政委最后决断。当然这一条后面被修改成了军事相关的紧急决策由军事主官临机决断。这种分工之所以能成型，非常重要的一点，毛虽然是天才级的人物，但毕竟不是行伍出身，且强项在于战略方向和政治思想，他这两个方面的造诣远非朱刘等所能及。当然，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毛的这套方法，在博古等那里行不通？核心原因是博古他们除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和权力资源加持之外，其军事见解、政治判断和方向引领均远不及毛，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些方面不行，所以只能利用权力进行清洗，顺昌逆亡，这也是他们在上海呆不下被迫转移到江西瑞金之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迫使毛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有人会问，如果双长制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苏联军队不是从一开始就采用？因为苏联先有国家后有军队，虽然他们的军队是从沙俄继承过来的旧式军队。有了政权，土地革命和群众工作无须部队去做，部队专注打仗就好。列宁和斯大林面临的治军问题，是通过洗脑和清洗解决，对旧式军官更多是用清洗的方法。因为列宁和斯大林在部队中呆得时间很短，他们的军事造诣和在军官中的影响力和毛不在一个量级。战斗力则通过硬武器和软洗脑解决，这一点大家看二战之前苏联和日本的诺门坎战役就会有很好的理解。

对第三个问题，即官兵、军民和敌我关系处理须放到工农割据大背景下思考。这些背景，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且不可调和，国已不国，民不聊生。二是辛亥革命以来，社会急剧变化，原先的规则加速残化，而新规则因军阀混战和政权不强等原因，处在自发成长的状态，社会是一盘散沙；三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推动的大革命等让革命的种子不但在先进人士头脑中扎根，且在大众头脑中也有萌芽——这一点看看1927年毛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能理解；四是敌强我弱，而敌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礼崩乐坏，于众生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最坏时代，但对毛这样的革命者而言，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指出，党和群众都要一齐军事化，那么与之匹配的，就是如何“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具体而言，是内部官兵一致，外部则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官兵一致，这是对传统旧式军队的颠覆。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通过官兵一致打造士兵眼中的最美组织，激发大家在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之时，也能每天感受到内心自由而绝不受到任何压迫（共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语）。军民一致的思想源自古代良将如岳飞和戚继光等，但真能做到的最多也就是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能像毛这般极致，如教百姓认字、启妇女之智、和百姓同甘共苦以及下地种田，这样的军队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当老百姓视军队为子弟兵从而实现军民一体之时，这样的军队天下又有谁能敌？瓦解敌军更是棋高一着，白军抓到红军不是枪毙就是严刑，而毛反其道而行之，优待俘虏，不但不体罚，不打骂，不搜身侮辱，还让他们好吃好喝（如果条件允许，即使条件不允许这些人吃的也比红军好），愿留下来一起革命的欢迎，想回去的给路费欢送。这一做法被国军有识之士污为“其毒甚矣”。想想这些回去的人下次再进攻时，怎会狠心对待红军？上述三大矛盾的处理方法后演变成我军政治工作“三项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虽在古田会议上没明确提出，但其时已然成熟，只是没写进《决议案》而已。进一步讲，军队的战斗力表面体现在枪和拿枪的人，而决定军队拿什么枪和拿枪的人怎样行动的，是军队在处理上述矛盾中构建出来且沉淀在重要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头脑中的印象和联接。毛后来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思想的纵深拓展和更高提炼。

综上所述，毛、朱和刘的建军模式之争，争的不是路线，也不是将威、兵勇、器利等优秀军队所须具备的共性特征，而是在工农武装割据的大背景下，党和群众如何一起军事化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终级目标。对这一涉及中国革命成败的核心问题，马列经典理论和苏联最佳实践并无现成答案，他要求以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孙吴兵法现代化。

总结起来，毛朱刘三人建军模式之争的核心问题以及毛的创造性回答如下：

第一个问题事关红军的定位与使命，毛的答案是党指挥枪，且前委统管一切。

第二个问题事关党指挥枪的原则在红军的落地，毛的答案是前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通过二维架构与制度安排，让部队忠于组织而非英雄。

第三个问题事关军队三大关系处理与品牌建设，毛的答案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核心如毛1917年所说，欲动天下者，必先动天下人之心。

03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与毛主席重新定义军队

1、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历史使命

建军模式之争中毛的答案，对包括朱德、陈毅和刘安恭等在内的红四军广大指战员的认知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可从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毛的落选进行推断。很多人把毛的落选归结为毛性格特征中的家长作风和斗士性格，但这些性格是在什么情况下激发出来的？这就是朱毛对要建设一支怎样的红军和怎样建设这支红军有着根本性的分歧。这一分歧在刘安恭来红四军后更加突显。在极其重要的议题上有着方向性的分歧，加之相关方各持己见且极其自信，争执出现脾气过大和语言过激的现象，这完全可以理解。毛在“七大”落选，表面是性格所致，实质是毛所主张的建军模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范畴，曲高和寡。加之1929年的毛没有让人足以信服的业绩——建国后包括周总理在内的毛的战友们在毛面前完全丧失自信，不完全是因为毛的权力，而是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在重大争议面前，毛从来都正确，跟着毛就能打胜仗，就有肉吃。但这是1944年以后的事，在1929年的闽西红四军中，毛还没有竖立这样的威信。

所以当党中央的《九月来信》明确毛仍为前委书记后，毛如何把自己构想的建军模式系统且完整地表述出来，并让红四军广大指战员理解和信服，以使其成为红四军建设的行动指南，这就是历史交给毛和毛所主导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光荣使命。

2、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历史背景

历史很吊诡，很多历史大事有如舞台和剧本早已备好，只待主角上场一般。红四军“七大”后，以下七大因缘际会共同构筑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场域”：

2.1 毛“七大”落选后彻底远离军部，不参与前委和红四军的领导工作，到地方搞土地革命和党务工作。离开这段时间，红四军境况可谓江河日下，而毛在地方虽然心里难受，但党务工作有声有色而土改成绩斐然。

2.2 两个月后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开了三天，会议虽然提供了一个对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开诚布公讨论的平台，但未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成果。这让大家意识到，没有毛的领导，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红四军什么事都干不成。

2.3 朱德和刘安恭带兵执行中央指示攻打东江惨败而归，这让大家再次意识到，之前毛的“抗命”是正确的。中央指示，即使其发出时正确，红四军也不应机械执行。更让大家看清一个事实，这就是光有带兵打仗的朱，没有能看路领航的毛，红四军也将一事无成。

2.4 刘安恭出击东江英勇牺牲，客观上为化解毛朱争议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其时朱和刘的私交远胜于朱和毛。

2.5 九月来信，中央确认毛在红四军的核心领导地位。朱对组织非常忠诚，和毛争执当中多次表示让中央裁决。这无关面子，而关乎真理。

2.6 以林彪、伍中豪、傅柏翠为代表的实力派和有识之士对毛的支持。

2.7 国军金汉鼎的军队步步紧迫，红四军已然险象环生，下一步何去何从，是大家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头等大事。

上述因缘归结一句话简要表达，就是毛是红四军的救星，按毛的思想来改造红四军，是红四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先决条件。

3、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核心内容

《决议案》八个部分两万多字，从组织建设视角看，整体报告可分为政治建军、组织建军和文化建军三个部分（见下图）。其中，政治建设聚焦党要建设一支怎样的军队这一核心问题，全面、系统和深刻地阐释了毛所主张的建军模式。在组织建军部分，毛创造性地在军队中建构了军事条线和政治条线的二维矩阵架构，并辅之以高效运行的机制。文化建军事关军队品牌建设，亦即让毛的建军模式在主要利害相关者心目中扎根，使其深入人心且自觉自愿地追随红军。

《决议案》第一部分亦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委实太过重要，下表是对该文核心要旨的进一步解读：

初看文中所提的八大错误思想有如流水账，但将八大错误思想从属的范畴换种方式重构表达（见下图），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历史地位如此之高。因为这篇雄文系统且完整地阐述了毛主张的建军模式，且方式非常巧妙——不去“立正”而是“驳误”。而这正是波普尔方法论的核心，即科学不能证真而只能证伪。当毛把这八种其时党内军内广泛存在的错误思想彻底驳倒之后，与之相对应的正面思想和建军模式已然跃然于纸上。

4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

简而言之，大会之前红四军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但会后却“柳暗花明又一村”。1929年底，朱毛领导的军队只有4000多人，且被金汉鼎追剿到几无立锥之地，到1932年时，朱毛率领的红军已达7万之众，且有效统治了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250多万名百姓。在蒋的三次大规模围剿和白色恐怖的背景下，短短三年军队规模扩张16倍之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的功劳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到延安后，随着毛领导地位的日益巩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及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被全军广泛学习，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04

对当今企业组织建设的借鉴意义

“重新定义”在商界是个很热的词，如乔布斯重新定义手机、马斯克重新定义汽车、谷歌重新定义工作等。和这些例子相比，毛在九十多年前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定义军队，难度更大，影响更深远。虽然毛重新定义军队的具体做法已成历史，但背后的精髓于今天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企业和企业家而言，依然永放光芒：

1. 组织建设，首先要想明白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红四军组织建设的底层逻辑集中体现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其要旨如上文中的一图一表所示。

2. 底层逻辑需有与之匹配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才能起作用，否则底层逻辑就是写在纸上的花样文章。这集中体现在本文第三部分所讲的政治建军当中。

3. 组织建设的本质是改造大家对组织这一虚构概念的认知，所以，文化建设或宣传工作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集中体现在本文第三部分所讲的文化建军当中。

关于上述三点的详细说明，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展开。

05

总结

基于秋收起义二年多来伟大斗争积累的丰富实践，毛在古田这片热土创造性地重新定义了军队，这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在随后20年里席卷神州，并在朝鲜战场一洗鸦片战争带来的国弱势孤之耻，让中华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古田会议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起点，古田会议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