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维迎，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北大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辛庄课堂（ID：xinzhuangketang）

本文原标题《张维迎：来到西安，告别西安》，华夏基石e洞察经授权发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1

走出“农门”

对我个人来说，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

我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辛庄村，上大学之前的19年，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高中两年我在县城中学上学，算是唯一的两年“城市”生活了。孩提时代一直与贫困和饥饿相伴随，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我。

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最早我是从县宣传部干事佀承军那里听说的。佀承军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吴堡工作的，给我很多帮助。当时还是小道消息，我并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高中物理化学都没怎么好好学过，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佀承军鼓励我说，你可以考文科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学还有“文”“理”之别。后来是那年10月份的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下地去干活时，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有线广播，是当时村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我隐隐地觉得，也许自己的命运要改变了。

机会是不能放过的，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又时逢秋收农忙季节，当然是没有专门时间复习的。每天，我依然和社员们一起下地搞秋收，只能抓住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间和晚上煤油灯下看两眼书，真正的临阵磨枪！直到考前十多天，在父母家人的支持下，我才不再下地干活，有较多的时间学习。

辛庄村老照片（1984）

考试是在离县城二三十里的任家沟中学进行的。坐在考场教室里，我才真正意识到考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心情反倒放松了。当年高考试卷由各省命题，现在看来，那年的考题实在简单得可笑，但有些题我却好像闻所未闻，只能“跟着感觉走”。比如地理考中国的风季特征，我就答西北风东南风什么的；语文考翻译文言文《愚公移山》，我就按照“文革”时妇孺皆知的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答题。

分数线公布了，我的考分过了录取线，这算过了第一关！

填报志愿时，我的基本原则是考上就好，所以先填那些最有希望被录取的学校。第一志愿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据说它是西北最好的综合大学；第二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本地招生比较多；第三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因为给县里的广播电台写过通讯稿，以为自己可以当采编。填完这三个志愿，申请表上还空了一格，不知道填什么，就随手写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个字。把北京大学作为上大学的“第四志愿”，我可能是唯一的考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的1994年，我会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老师。没机会在北大上学，来北大当老师也不错！

体检、政审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当年考试成绩对个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关系打听自己的成绩。听说过线的考生中三个里才能录取一个，成绩是参考，政审、关系很重要。我没有关系可找，外祖父又有政治污点（当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长”，文革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只能听天由命了！

春节过罢的正月里，我整天和村里同龄的朋友们打扑克玩耍，但心里是焦虑的。正月十五已过了好几天，也没等来什么录取通知，我由焦虑变成绝望，不再打扑克了，又开始背着书包下地干活，一有空就找安静的地方看书，准备下一年再考。有人用讥讽的口气问我没有考上还看什么书啊，我就说考不上慢慢考呗。

突然有一天，我在地里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时，母亲说，村里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我考上大学了。大学已经开学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原来，是年龄偏大的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中央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招生。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搭了他们的便车，有幸被录取了。

能上大学自然是高兴的，我一边交接自己手上的生产队会计工作，一边到外婆舅舅家里去告别。报到的日子是4月20日。临行前，亲戚朋友们五毛一块的凑了二三十块钱给我上学用。全村人都来送行，家里用小米年糕、萝卜白菜粉条大烩菜招待大家吃了一顿。本来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蔬菜之类的更是奇缺，好在母亲一直坚信我能考上，早就有所准备。

02

读书在西安

那个时候，从吴堡老家去西安上学，交通很不方便，要从县城坐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然后再从介休搭上过路的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坐公共汽车，一切都很新鲜。

西北大学校园

 我被录取到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伴随着这次扩招而诞生的，所以班上的五十名学生全是扩招进来的，年龄大的同学较多，最大的长我14岁，有不少是带工资上学的。我后来得知，当年西北大学决定设立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后，何炼成老师带着“八大金刚”（系里仅有的八位老师），坐在省招生办的水泥地板上，沙里淘金一样从一大堆落选的考生中挑出了50位。现在想起来真感到后怕，如果当时扩招的名额不是50个而是40个，我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的高考志愿里没有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但说起来我还是有点“专业知识”的，这源于高中毕业时，政治课老师李务滋送给我一本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看过这本书，当时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觉得里边讲的东西蛮有意思。李务滋老师送我这本书的时候，当然并不知道我会走上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但冥冥之中似乎包含着她对我的期待，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今天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读过的经济学书籍数不胜数，但我始终不会忘记，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是高中的李务滋老师送我的。

大学考到了这样一个专业，教我们的又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何炼成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楚，语言生动，我很快就喜欢上这个专业，所以学得比较好，各门课考分都很高，单科都在前三名，总分当之无愧是第一。刚入校时，我在同学里算是比较“土”的，普通话说不好，穿的布鞋、衣服都是母亲手工制作的，在那些有钱的城里来的同学面前，免不了有些自卑，但优异的学习成绩为我赢得了尊重。我现在也常常会对学生说：人不要自卑，好好做自己的事，只要你自强不息，是会赢得尊重的。

记得第一学期，何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讨论，每次讨论安排一位同学主讲，其他同学提问。主讲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第一次主讲大概在开学后二三周，讲的内容是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举的例子是绵羊与斧头。尽管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陕北方言重，同学们反映还不错，何老师也表扬了我。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陕北农村收入分配的短文，何老师写的批语建议我向报纸投稿。尽管我并没有投，但他的批语使我备受鼓舞。

何老师是一位很有远见的老师。他很早就认识到数学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们77级开始，就安排了数学必修课，而且是一学年的课程，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讲课老师。在当时中国大学里的经济系，这是少有的。我上研究生之后，他还鼓励我去选修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我今天能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问题，与何老师的远见分不开。

在学生宿舍（1979年10月）

 大学四年，我的日子过得清贫而充实。四年里，除了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元旦，学校发餐券改善伙食，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有肉的菜，每顿饭都是选最便宜的菜买，有1毛的不买1毛5分的，有5分的不买1毛的。但每次寒暑假回家，我都会用从助学金中省下来的钱买两样东西带回去：一箱挂面，一袋白面。我希望以此能改善一下我父母的生活。大学期间我最心疼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跟张兴祥同学打赌：习仲勋是不是陕北人？我输了，因为习仲勋虽然在陕北闹革命，但是富平县人，富平属于渭南，不是陕北。结果我请他在学校旁边的边家村吃了顿饺子，花了八毛钱。

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令人难忘的。班里绝大部分同学比我年长，属于大哥大姐，对我爱护有加。他们也比我见多识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在生活习惯上能从一个农村人变得像个“城里人”，很大程度上受到田丰同学的点拨。他18岁自愿从北京到延安插队，入学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读过很多中外名著，又为人仗义，很让我崇拜。我曾跟随他每天在厕所的水房洗冷水澡，因为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意志，只是我没有能坚持下来。他曾两次长途跋涉到我们村看望我父母，让我感动不已。

同宿舍的刘宗昌同学是名符其实的老大哥。他对我的关心确实无微不至，从生活细节到课程学习，都给我许多指点。他逻辑思维严谨，文字功底也很好，据说曾经是陕西省写作班子的成员。记得每次考试前，我们俩人都要一起讨论每个复习题的答案要点，我能考出好成绩，与他的帮助分不开。他为人“正经”，但思想开放，至今一直关注我发表的东西。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时，我们俩仍然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他说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上讲“语言腐败”问题时没有放开。我说，岂只没有放开，我是越讲越害怕啊。

1981年秋，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选择报考何炼成老师的研究生。决定考研，并不是我已经有了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志向，而是因为当时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这就意味着我要被分配到陕北老家去，这是我不愿意的，所以考研的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如愿以偿。真正考上研究生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做点学问的，以后就没有再想着干别的工作。这与一次机遇有关。

1982年2月开学不久，“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举行，西北大学是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负责会务的后勤工作，我作为西北大学研究生被指派在车站接人，并担任“理论组”的秘书工作。参加这次议会的正式代表都是当时全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由此结识其中的几位。记得理论组组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钱志强教授，副组长是铁道部研究院的茅于轼先生。这个组的组员还有杨小凯、王国乡等人。茅于轼、杨小凯和王国乡都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他们的经济学都是在劳改场或监狱里自学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讲的东西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出身的人非常不同，让我眼界大开，由此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向，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印象非常深刻，茅于轼在小组会上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杨小凯讲的是他的分工理论，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受他们的启发，小组会上我也做过几次即兴发言。我发表的观点得到茅于轼等人的赞许。当需要选拔一个人代表小组在大会发言时，他们都推荐了我。这对刚入读研究生的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轰动”，这给我了很大的自信。但我的发言既得到许多人的赞许，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特别是，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事后，茅于轼先生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

这次会上与茅于轼、杨小凯等人的相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决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现在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尽管我的研究生专业是政治经济学。由于西北大学经济系没有科班出身的西方经济学老师，我就组织了一个六人读书班，成员包括经济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员，还有一位数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后来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我自己一边自学，一边自告奋勇给读书班的其他成员授课。为了当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必须对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公式、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定理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当老师。

在刘承思老师家合影（右一是同班同学王连翔）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和刘承思老师的关系。刘承思老师没有上过大学，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著名“资本论专家”，也是一位书法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重庆的银行当职员，1950年被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聘请到西北大学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彻底平反后，又回到经济系任教。由于身体受到摧残，刘承思老师不讲大课，所以我在本科期间没有上过他的课，也不认识他。我上研究生之后，他是我的《资本论》专业课老师，每次上课都是我去他家里，他用问问题的方式考察我对《资本论》某一章某一节的理解。我满脑子都是“西方经济学”，最初非常担心冒犯他。我知道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马克思是他心目中的“神”，曾有一个研究生因为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被他判《资本论》课“不及格”，被迫退学（也许传言有误）。

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刘承思老师虽然信念坚定，但思想开放，对学生很宽容，喜欢与学生辩论，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成了“忘年交”。我虽然“离经叛道”，《资本论》专业课还是得了高分（记不清是不是满分）。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后，还与他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每次回西安都会去看望他。他曾多次委托我代他看望他的老朋友端木蕻良先生。我至今保存着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刘承思老师1999年12月去世后，他儿子刘谦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把我给他写的所有信件都整整齐齐放在一个纸盒子里。这让我感动不已。

03

《为“钱”正名》风波

自上研究生之后，我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对当时流行的许多观念开始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终于，麻烦来了。

1983年5月15日，我与经济系团总支书记杨德生在他办公室聊天，他桌子上有张5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报道引起了我的好奇，报道的标题是：首都个体户青年座谈反对“向钱看”。我觉得这个报道非常耐人寻味。当个体户不就是想赚钱么，为什么还要反对“向钱看”？这个报道让我感到，“钱”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还是负面形象，这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改变人们对“钱”的观念。记得我当时还和杨德生争论了一会。争论刺激了我。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四千多字文章：《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我在文章中写到：“在商品经济下，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你完成了社会分工所赋予你的任务，社会对你予以嘉奖······获得钱，类似荣获战场上的英雄纪念奖章。”我还写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来一个根本性转变”。

第二天，我就把文章用挂号信寄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章寄出去后，长时间石沉大海，我几乎把这事忘了。突然，1983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第4版把文章发出来了，还加了编者按：“张维迎同志投来的稿子，原文较长，这里只摘登其中的几节，其中就‘向钱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欢迎大家讨论。”

文章发表的消息是别人告诉我的。说实话，听到自己的稿子发表了，我当时还是很兴奋的。一则，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二则，发表时还加了“编者按”，说明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青年报》最初是每周发一版讨论文章，讨论文章有赞成我的观点的，也有反对我的观点的。在我看来，反对者的观点都是些陈词滥调，不值一驳。

但没过多久，事情起了变化。10月中旬，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反精神污染”在全国展开。据说，我的文章被列入“精神污染”的名单中；在陕西省，我是全省“八大精神污染分子”之一（无从考证）。《中国青年报》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批判”，“讨论”的频率由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光明日报》也加入“讨论”，《陕西日报》当然也不可能放过这个“重点”议题。

不仅我本人有压力，西北大学校领导和经济系领导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至于上面是如何给学校施压的，我其实并不清楚。我只知道，学校决定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向钱看”对不对》大讨论，《西北大学（校刊）》开辟了讨论专栏；经济系师生也召开了七八次“讨论会”，每个班都得参加。其中有些会议我参加了，但大部分会议我没有参加。校研究生处处长薛瑞华老师当时因病住院，把我叫到医院病床前，以慈母般的心肠对我说：维迎啊，我心里好难过，咱们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党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又上了研究生，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啊！薛老师为人善良，对我一直关怀备至，我给她惹麻烦了，觉得很对不起她。

承受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何炼成老师。毕竟，我是他的研究生，我的问题他是有责任的。他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也挨过批，深知过关不易。据说在他的课堂上，何老师第一次提到我的文章时，只淡淡地说：“张维迎发表了一篇文章，影响很大。”第二次课上，他说：“看来这篇文章有些问题。”第三次课堂上，他很严肃地说：“问题很严重！”他后来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从理论上说我的观点不对，没有上纲上线。我知道他没有选择。何老师在和我私下谈话时，从来没有给我压力，反倒劝我不要有心里负担，有错改了就好。何老师其实是个护犊的人，后来我在北大遇到麻烦时，他还曾给校长写过信。

据说风波期间，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小组曾就这件事给学校和省教育局写过一份报告，总结研究生培养中的经验教训，我是负面典型，其中一条教训是“对研究生疏于管理”。我在发表《为“钱”正名》时，署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因此在这次风波中，系里做了一条规定：以后研究生发表论文，如果要署校系名，必须得到批准。有意思的是，1984年6月27日《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我与侯耀军合写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文，文末注明作者的年龄，但没有注明工作单位，因为我知道注明单位需要单位批准。这篇文章被当天早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 “报刊文章摘要”播了，反响强烈。有领导问我：你怎么没有署上咱“西北大学”？我说投稿时没有经过批准。

这场风波的了结需要我最后表态。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可能被迫中断研究生学业，也确实有人给过我这样的警告（善意的）。但校领导在处理上还是很慎重的。当时的党委书记郭琦（前任校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哲学家，“文革”中曾挨过整，思想开明，也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说我的文章是“带学术性的认识问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认识”，不是政治问题，讨论是为了帮助我提高认识，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不要急于处理人。他与我谈过几次话，要我不要急于表态，认识到哪一步就说到哪一步，不要说违心的话。凭他的政治经验，他大概预料这件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的“检查”经过多次修改，在得到校系领导认可后，于1983年12月20日在《西北大学（校刊）》发表，后来又在《陕西日报》上刊出。我的“检查”发表后，学校领导随即宣布这场讨论告一段落，让我继续安心学习。三个月之后的1984年3月30日，《西北大学（校刊）》发表了校党委宣传部写的关于这场讨论总结文章《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此时大气候已有所变化，这篇总结性文章非常温和。

1984年六七月间，我在北京期间曾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们当时发表我的文章是不是专供“批判”用，对方说不是，只是正常的讨论。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收到稿费，还以为是“供批判用”的文章没有稿费。几天之后，我从邮件收到20元的稿费。

04

告别西安

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北京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钱”正名》风波促成的。一则，风波期间的讨论会上，看到那么多老师和同学如此严肃认真地批评我，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尽管我知道他们也是爱护我。二则，这场风波让我出了名，由此结识了一些北京的朋友，我与他们很谈得来，他们也认可我。这些朋友有的是“农村发展组”的，有的是国家体改委的，也有《经济日报》的。他们说我应该来北京工作，并愿意帮我联系工作单位。

1984年春季开学后，经导师同意，我来到北京，一边准备硕士论文的写作，一边联系工作单位。我原来很希望去“农村发展组”工作，那是我心中的“圣地”，他们也愿意接收我。但“农发组”当时还挂靠在社科院农村所，没有行政级别，从外地的地方大学接收一个研究生不容易解决户口问题。刚好，当时体改委的高尚全先生正在受命组织“体改所”，经石小敏引荐，高尚全先生见了我，愿意接收我，并随后派人去西北大学对我做了“外调”。

在北京写论文期间，我与茅于轼、宋国青等人交往密切，他们二人对价格的洞见给我很大启发，我决定把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选题。1984年4月21日，我写完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经茅于轼推荐，刊印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专家建议》（1984年6月出刊）。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我以此文入选“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代表，这次会议于1984年9月上旬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故俗称“莫干山会议”。参加莫干山会议的陕西代表共5人，我是其中之一。会议期间，我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引起激烈争论，彻底改变了价格改革的思路。我也由此成为会上的“热点人物”，也算是为西北大学争了光。所以，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小组又写了个“经验报告”，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我成为 “用民主的方法培养研究生”的正面典型。

莫干山会议后，我就回到西安，集中精力修改硕士论文。期间，我还曾在西北大学、陕西师大、陕西财经学院、陕西社科院等院校就《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作过几场演讲。我提出的“十大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为“钱”正名》一文思想的深化，但此时正是钟摆偏向另一侧，我没有遇到麻烦。不仅没有遇到麻烦，而且备受欢迎。我的演讲稿被到处转载。

1984年12月6日上午，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同样的观点，在一年前是不可能顺利通过的。

1984年12月28日，我告别西安，来到北京，成为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也从此成为一个北京人。

硕士论文答辩（1984年12月6日）

人生也许真的是阴差阳错，不太好精心设计。在每一个关节点上，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岔路口，当时几乎浑然不觉，只是事后回忆起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线索可循，而这样的线索也或多或少与不同的人物有关。

我上大学，只是偶然。如果不是邓小平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我可能至今仍然是一个陕北农民，或者在某个城市游荡的“农民工”。

我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更是偶然。我的高考志愿里根本没有填写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如果不是何炼成教授利用扩招机会创办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不是1982年春天碰到了茅于轼和杨小凯，我的经济学思想也许会与现在大不相同。

我来北京工作，也是偶然。如果不是《为“钱”正名》一文引起的风波，我可能不会动离开西安的念头。如果不是高尚全先生受命于1984年创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可能没有机会来北京工作。那样的话，我现在就是一个西安人。

我在西安学习、生活了7年。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7年，奠定我学术生涯基础的7年。我是西安的一个过客，我没资格说我是西安人，但我永远热爱西安，经常想念西安。那里有我美好的记忆，有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亲朋好友。

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西安，真的让人怀念！

作者注：本文第一部分曾以“邓小平是抓走我的龙”为标题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永远的1977》（未名主编）。2022年4月2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