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话:400-007-9000,13501208501(马老师)
取消
邓小平是抓走我的龙
发布时间:2022-06-09 15:32  文章来源:未知   作者:张维迎   点击:次

文 / 张维迎,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北大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辛庄课堂(ID:xinzhuangketang)

本文原标题《张维迎:来到西安,告别西安》,华夏基石e洞察经授权发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1

走出“农门”

对我个人来说,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

我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辛庄村,上大学之前的19年,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高中两年我在县城中学上学,算是唯一的两年“城市”生活了。孩提时代一直与贫困和饥饿相伴随,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我。

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最早我是从县宣传部干事佀承军那里听说的。佀承军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吴堡工作的,给我很多帮助。当时还是小道消息,我并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高中物理化学都没怎么好好学过,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佀承军鼓励我说,你可以考文科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学还有“文”“理”之别。后来是那年10月份的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下地去干活时,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有线广播,是当时村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我隐隐地觉得,也许自己的命运要改变了。

机会是不能放过的,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又时逢秋收农忙季节,当然是没有专门时间复习的。每天,我依然和社员们一起下地搞秋收,只能抓住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间和晚上煤油灯下看两眼书,真正的临阵磨枪!直到考前十多天,在父母家人的支持下,我才不再下地干活,有较多的时间学习。

辛庄村老照片(1984)

考试是在离县城二三十里的任家沟中学进行的。坐在考场教室里,我才真正意识到考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心情反倒放松了。当年高考试卷由各省命题,现在看来,那年的考题实在简单得可笑,但有些题我却好像闻所未闻,只能“跟着感觉走”。比如地理考中国的风季特征,我就答西北风东南风什么的;语文考翻译文言文《愚公移山》,我就按照“文革”时妇孺皆知的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答题。

分数线公布了,我的考分过了录取线,这算过了第一关!

填报志愿时,我的基本原则是考上就好,所以先填那些最有希望被录取的学校。第一志愿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据说它是西北最好的综合大学;第二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本地招生比较多;第三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因为给县里的广播电台写过通讯稿,以为自己可以当采编。填完这三个志愿,申请表上还空了一格,不知道填什么,就随手写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个字。把北京大学作为上大学的“第四志愿”,我可能是唯一的考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的1994年,我会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老师。没机会在北大上学,来北大当老师也不错!

体检、政审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当年考试成绩对个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关系打听自己的成绩。听说过线的考生中三个里才能录取一个,成绩是参考,政审、关系很重要。我没有关系可找,外祖父又有政治污点(当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长”,文革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只能听天由命了!

春节过罢的正月里,我整天和村里同龄的朋友们打扑克玩耍,但心里是焦虑的。正月十五已过了好几天,也没等来什么录取通知,我由焦虑变成绝望,不再打扑克了,又开始背着书包下地干活,一有空就找安静的地方看书,准备下一年再考。有人用讥讽的口气问我没有考上还看什么书啊,我就说考不上慢慢考呗。

突然有一天,我在地里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时,母亲说,村里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我考上大学了。大学已经开学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原来,是年龄偏大的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中央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招生。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搭了他们的便车,有幸被录取了。

能上大学自然是高兴的,我一边交接自己手上的生产队会计工作,一边到外婆舅舅家里去告别。报到的日子是4月20日。临行前,亲戚朋友们五毛一块的凑了二三十块钱给我上学用。全村人都来送行,家里用小米年糕、萝卜白菜粉条大烩菜招待大家吃了一顿。本来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蔬菜之类的更是奇缺,好在母亲一直坚信我能考上,早就有所准备。

02

读书在西安

那个时候,从吴堡老家去西安上学,交通很不方便,要从县城坐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然后再从介休搭上过路的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坐公共汽车,一切都很新鲜。

西北大学校园

 我被录取到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伴随着这次扩招而诞生的,所以班上的五十名学生全是扩招进来的,年龄大的同学较多,最大的长我14岁,有不少是带工资上学的。我后来得知,当年西北大学决定设立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后,何炼成老师带着“八大金刚”(系里仅有的八位老师),坐在省招生办的水泥地板上,沙里淘金一样从一大堆落选的考生中挑出了50位。现在想起来真感到后怕,如果当时扩招的名额不是50个而是40个,我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的高考志愿里没有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但说起来我还是有点“专业知识”的,这源于高中毕业时,政治课老师李务滋送给我一本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看过这本书,当时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觉得里边讲的东西蛮有意思。李务滋老师送我这本书的时候,当然并不知道我会走上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但冥冥之中似乎包含着她对我的期待,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今天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读过的经济学书籍数不胜数,但我始终不会忘记,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是高中的李务滋老师送我的。

大学考到了这样一个专业,教我们的又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何炼成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楚,语言生动,我很快就喜欢上这个专业,所以学得比较好,各门课考分都很高,单科都在前三名,总分当之无愧是第一。刚入校时,我在同学里算是比较“土”的,普通话说不好,穿的布鞋、衣服都是母亲手工制作的,在那些有钱的城里来的同学面前,免不了有些自卑,但优异的学习成绩为我赢得了尊重。我现在也常常会对学生说:人不要自卑,好好做自己的事,只要你自强不息,是会赢得尊重的。

记得第一学期,何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讨论,每次讨论安排一位同学主讲,其他同学提问。主讲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第一次主讲大概在开学后二三周,讲的内容是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举的例子是绵羊与斧头。尽管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陕北方言重,同学们反映还不错,何老师也表扬了我。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陕北农村收入分配的短文,何老师写的批语建议我向报纸投稿。尽管我并没有投,但他的批语使我备受鼓舞。

何老师是一位很有远见的老师。他很早就认识到数学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们77级开始,就安排了数学必修课,而且是一学年的课程,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讲课老师。在当时中国大学里的经济系,这是少有的。我上研究生之后,他还鼓励我去选修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我今天能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问题,与何老师的远见分不开。

在学生宿舍(1979年10月)

 大学四年,我的日子过得清贫而充实。四年里,除了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元旦,学校发餐券改善伙食,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有肉的菜,每顿饭都是选最便宜的菜买,有1毛的不买1毛5分的,有5分的不买1毛的。但每次寒暑假回家,我都会用从助学金中省下来的钱买两样东西带回去:一箱挂面,一袋白面。我希望以此能改善一下我父母的生活。大学期间我最心疼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跟张兴祥同学打赌:习仲勋是不是陕北人?我输了,因为习仲勋虽然在陕北闹革命,但是富平县人,富平属于渭南,不是陕北。结果我请他在学校旁边的边家村吃了顿饺子,花了八毛钱。

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令人难忘的。班里绝大部分同学比我年长,属于大哥大姐,对我爱护有加。他们也比我见多识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在生活习惯上能从一个农村人变得像个“城里人”,很大程度上受到田丰同学的点拨。他18岁自愿从北京到延安插队,入学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读过很多中外名著,又为人仗义,很让我崇拜。我曾跟随他每天在厕所的水房洗冷水澡,因为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意志,只是我没有能坚持下来。他曾两次长途跋涉到我们村看望我父母,让我感动不已。

同宿舍的刘宗昌同学是名符其实的老大哥。他对我的关心确实无微不至,从生活细节到课程学习,都给我许多指点。他逻辑思维严谨,文字功底也很好,据说曾经是陕西省写作班子的成员。记得每次考试前,我们俩人都要一起讨论每个复习题的答案要点,我能考出好成绩,与他的帮助分不开。他为人“正经”,但思想开放,至今一直关注我发表的东西。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时,我们俩仍然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他说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上讲“语言腐败”问题时没有放开。我说,岂只没有放开,我是越讲越害怕啊。

1981年秋,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选择报考何炼成老师的研究生。决定考研,并不是我已经有了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志向,而是因为当时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这就意味着我要被分配到陕北老家去,这是我不愿意的,所以考研的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如愿以偿。真正考上研究生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做点学问的,以后就没有再想着干别的工作。这与一次机遇有关。

1982年2月开学不久,“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举行,西北大学是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负责会务的后勤工作,我作为西北大学研究生被指派在车站接人,并担任“理论组”的秘书工作。参加这次议会的正式代表都是当时全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由此结识其中的几位。记得理论组组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钱志强教授,副组长是铁道部研究院的茅于轼先生。这个组的组员还有杨小凯、王国乡等人。茅于轼、杨小凯和王国乡都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他们的经济学都是在劳改场或监狱里自学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讲的东西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出身的人非常不同,让我眼界大开,由此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向,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印象非常深刻,茅于轼在小组会上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杨小凯讲的是他的分工理论,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受他们的启发,小组会上我也做过几次即兴发言。我发表的观点得到茅于轼等人的赞许。当需要选拔一个人代表小组在大会发言时,他们都推荐了我。这对刚入读研究生的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轰动”,这给我了很大的自信。但我的发言既得到许多人的赞许,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特别是,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事后,茅于轼先生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

这次会上与茅于轼、杨小凯等人的相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决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现在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尽管我的研究生专业是政治经济学。由于西北大学经济系没有科班出身的西方经济学老师,我就组织了一个六人读书班,成员包括经济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员,还有一位数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后来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我自己一边自学,一边自告奋勇给读书班的其他成员授课。为了当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必须对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公式、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定理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当老师。

在刘承思老师家合影(右一是同班同学王连翔)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和刘承思老师的关系。刘承思老师没有上过大学,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著名“资本论专家”,也是一位书法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重庆的银行当职员,1950年被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聘请到西北大学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彻底平反后,又回到经济系任教。由于身体受到摧残,刘承思老师不讲大课,所以我在本科期间没有上过他的课,也不认识他。我上研究生之后,他是我的《资本论》专业课老师,每次上课都是我去他家里,他用问问题的方式考察我对《资本论》某一章某一节的理解。我满脑子都是“西方经济学”,最初非常担心冒犯他。我知道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马克思是他心目中的“神”,曾有一个研究生因为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被他判《资本论》课“不及格”,被迫退学(也许传言有误)。

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刘承思老师虽然信念坚定,但思想开放,对学生很宽容,喜欢与学生辩论,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成了“忘年交”。我虽然“离经叛道”,《资本论》专业课还是得了高分(记不清是不是满分)。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后,还与他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每次回西安都会去看望他。他曾多次委托我代他看望他的老朋友端木蕻良先生。我至今保存着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刘承思老师1999年12月去世后,他儿子刘谦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把我给他写的所有信件都整整齐齐放在一个纸盒子里。这让我感动不已。

03

《为“钱”正名》风波

自上研究生之后,我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对当时流行的许多观念开始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终于,麻烦来了。

1983年5月15日,我与经济系团总支书记杨德生在他办公室聊天,他桌子上有张5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报道引起了我的好奇,报道的标题是:首都个体户青年座谈反对“向钱看”。我觉得这个报道非常耐人寻味。当个体户不就是想赚钱么,为什么还要反对“向钱看”?这个报道让我感到,“钱”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还是负面形象,这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改变人们对“钱”的观念。记得我当时还和杨德生争论了一会。争论刺激了我。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四千多字文章:《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我在文章中写到:“在商品经济下,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你完成了社会分工所赋予你的任务,社会对你予以嘉奖······获得钱,类似荣获战场上的英雄纪念奖章。”我还写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来一个根本性转变”。

第二天,我就把文章用挂号信寄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章寄出去后,长时间石沉大海,我几乎把这事忘了。突然,1983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第4版把文章发出来了,还加了编者按:“张维迎同志投来的稿子,原文较长,这里只摘登其中的几节,其中就‘向钱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欢迎大家讨论。”

文章发表的消息是别人告诉我的。说实话,听到自己的稿子发表了,我当时还是很兴奋的。一则,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二则,发表时还加了“编者按”,说明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青年报》最初是每周发一版讨论文章,讨论文章有赞成我的观点的,也有反对我的观点的。在我看来,反对者的观点都是些陈词滥调,不值一驳。

但没过多久,事情起了变化。10月中旬,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反精神污染”在全国展开。据说,我的文章被列入“精神污染”的名单中;在陕西省,我是全省“八大精神污染分子”之一(无从考证)。《中国青年报》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批判”,“讨论”的频率由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光明日报》也加入“讨论”,《陕西日报》当然也不可能放过这个“重点”议题。

不仅我本人有压力,西北大学校领导和经济系领导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至于上面是如何给学校施压的,我其实并不清楚。我只知道,学校决定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向钱看”对不对》大讨论,《西北大学(校刊)》开辟了讨论专栏;经济系师生也召开了七八次“讨论会”,每个班都得参加。其中有些会议我参加了,但大部分会议我没有参加。校研究生处处长薛瑞华老师当时因病住院,把我叫到医院病床前,以慈母般的心肠对我说:维迎啊,我心里好难过,咱们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党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又上了研究生,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啊!薛老师为人善良,对我一直关怀备至,我给她惹麻烦了,觉得很对不起她。

承受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何炼成老师。毕竟,我是他的研究生,我的问题他是有责任的。他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也挨过批,深知过关不易。据说在他的课堂上,何老师第一次提到我的文章时,只淡淡地说:“张维迎发表了一篇文章,影响很大。”第二次课上,他说:“看来这篇文章有些问题。”第三次课堂上,他很严肃地说:“问题很严重!”他后来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从理论上说我的观点不对,没有上纲上线。我知道他没有选择。何老师在和我私下谈话时,从来没有给我压力,反倒劝我不要有心里负担,有错改了就好。何老师其实是个护犊的人,后来我在北大遇到麻烦时,他还曾给校长写过信。

据说风波期间,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小组曾就这件事给学校和省教育局写过一份报告,总结研究生培养中的经验教训,我是负面典型,其中一条教训是“对研究生疏于管理”。我在发表《为“钱”正名》时,署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因此在这次风波中,系里做了一条规定:以后研究生发表论文,如果要署校系名,必须得到批准。有意思的是,1984年6月27日《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我与侯耀军合写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文,文末注明作者的年龄,但没有注明工作单位,因为我知道注明单位需要单位批准。这篇文章被当天早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 “报刊文章摘要”播了,反响强烈。有领导问我:你怎么没有署上咱“西北大学”?我说投稿时没有经过批准。

这场风波的了结需要我最后表态。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可能被迫中断研究生学业,也确实有人给过我这样的警告(善意的)。但校领导在处理上还是很慎重的。当时的党委书记郭琦(前任校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哲学家,“文革”中曾挨过整,思想开明,也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说我的文章是“带学术性的认识问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认识”,不是政治问题,讨论是为了帮助我提高认识,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不要急于处理人。他与我谈过几次话,要我不要急于表态,认识到哪一步就说到哪一步,不要说违心的话。凭他的政治经验,他大概预料这件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的“检查”经过多次修改,在得到校系领导认可后,于1983年12月20日在《西北大学(校刊)》发表,后来又在《陕西日报》上刊出。我的“检查”发表后,学校领导随即宣布这场讨论告一段落,让我继续安心学习。三个月之后的1984年3月30日,《西北大学(校刊)》发表了校党委宣传部写的关于这场讨论总结文章《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此时大气候已有所变化,这篇总结性文章非常温和。

1984年六七月间,我在北京期间曾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们当时发表我的文章是不是专供“批判”用,对方说不是,只是正常的讨论。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收到稿费,还以为是“供批判用”的文章没有稿费。几天之后,我从邮件收到20元的稿费。

04

告别西安

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北京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钱”正名》风波促成的。一则,风波期间的讨论会上,看到那么多老师和同学如此严肃认真地批评我,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尽管我知道他们也是爱护我。二则,这场风波让我出了名,由此结识了一些北京的朋友,我与他们很谈得来,他们也认可我。这些朋友有的是“农村发展组”的,有的是国家体改委的,也有《经济日报》的。他们说我应该来北京工作,并愿意帮我联系工作单位。

1984年春季开学后,经导师同意,我来到北京,一边准备硕士论文的写作,一边联系工作单位。我原来很希望去“农村发展组”工作,那是我心中的“圣地”,他们也愿意接收我。但“农发组”当时还挂靠在社科院农村所,没有行政级别,从外地的地方大学接收一个研究生不容易解决户口问题。刚好,当时体改委的高尚全先生正在受命组织“体改所”,经石小敏引荐,高尚全先生见了我,愿意接收我,并随后派人去西北大学对我做了“外调”。

在北京写论文期间,我与茅于轼、宋国青等人交往密切,他们二人对价格的洞见给我很大启发,我决定把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选题。1984年4月21日,我写完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经茅于轼推荐,刊印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专家建议》(1984年6月出刊)。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我以此文入选“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代表,这次会议于1984年9月上旬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故俗称“莫干山会议”。参加莫干山会议的陕西代表共5人,我是其中之一。会议期间,我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引起激烈争论,彻底改变了价格改革的思路。我也由此成为会上的“热点人物”,也算是为西北大学争了光。所以,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小组又写了个“经验报告”,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我成为 “用民主的方法培养研究生”的正面典型。

莫干山会议后,我就回到西安,集中精力修改硕士论文。期间,我还曾在西北大学、陕西师大、陕西财经学院、陕西社科院等院校就《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作过几场演讲。我提出的“十大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为“钱”正名》一文思想的深化,但此时正是钟摆偏向另一侧,我没有遇到麻烦。不仅没有遇到麻烦,而且备受欢迎。我的演讲稿被到处转载。

1984年12月6日上午,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同样的观点,在一年前是不可能顺利通过的。

1984年12月28日,我告别西安,来到北京,成为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也从此成为一个北京人。

硕士论文答辩(1984年12月6日)

人生也许真的是阴差阳错,不太好精心设计。在每一个关节点上,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岔路口,当时几乎浑然不觉,只是事后回忆起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线索可循,而这样的线索也或多或少与不同的人物有关。

我上大学,只是偶然。如果不是邓小平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我可能至今仍然是一个陕北农民,或者在某个城市游荡的“农民工”。

我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更是偶然。我的高考志愿里根本没有填写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如果不是何炼成教授利用扩招机会创办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不是1982年春天碰到了茅于轼和杨小凯,我的经济学思想也许会与现在大不相同。

我来北京工作,也是偶然。如果不是《为“钱”正名》一文引起的风波,我可能不会动离开西安的念头。如果不是高尚全先生受命于1984年创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可能没有机会来北京工作。那样的话,我现在就是一个西安人。

我在西安学习、生活了7年。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7年,奠定我学术生涯基础的7年。我是西安的一个过客,我没资格说我是西安人,但我永远热爱西安,经常想念西安。那里有我美好的记忆,有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亲朋好友。

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西安,真的让人怀念!

作者注:本文第一部分曾以“邓小平是抓走我的龙”为标题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永远的1977》(未名主编)。2022年4月20日定稿。

自媒体
备案信息
工业和信息化部域名信息备案
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备案
电话
400-007-9000
010-82659965
010-82873036
地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号中钢国际广场A座6层
邮编:100081
E-mail: service@chnstone.com.cn
Copyright @chnstone.com.cn All Right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