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包政，包子堂创始人，人民大学管理学教授、博导，清华大学EMBA营销讲席教授，《华为基本法》主要起草者之一，深度分销和社区商务理论的开创者，中国德鲁克思想研究的权威

来源：包子堂（ID：Bosstan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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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资本创富的逻辑中植入更多的大脑，获得更多大脑的支持，包括选择正确的事情去做，并把事情做正确，就必须进行企业制度创新。

在熊彼得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创新，诸如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与组织创新等等。最重要的莫过于企业制度创新，类似于熊彼得讲的组织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的起点，毫无疑问应该始于企业管理当局的建立，使原来的企业行政当局转变为企业管理当局。

这种转变的真正意义，是使一个企业的分工一体化关系体系，也就是分工与组织的关系体系，能够完整地获得一个管理职能体系的支撑。管理也就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企业的一项职能，成为企业分工一体化关系体系的一项职能。

否则，贯穿于分工一体化关系体系的，是企业行政性的职能体系，是企业所有权下的行政等级体系，也称行政官僚体系。处在行政等级的最高领导人就是CEO，即首席执行官，也就是高级打工仔，或打工皇帝。

在企业行政当局的条件下，很多先进管理思想和方法，是进不到企业之中去的，是不会为各级经理人员所采用的。很多管理学者着急也没用，只会把那些先进的思想和方法，越弄越复杂，越弄越琐碎。

按照德鲁克的思想，有效的管理者要选择正确的事情去做，并指导下属把事情做正确。这在企业行政当局领导下可能吗？哪个职业经理人敢这样去做，敢按照斯隆的实践经验去做？除非他不想继续干了。要不是斯隆，他下属的那些经理人员，个个都会面临职业生涯中断的风险。

很少有企业能够自觉完成这个过程的，不到山穷水尽、内外交困的时候，企业行政当局是不会自觉转向企业管理当局的。企业领导人，哪怕是雇来的CEO，自然的选择就是按照股东或雇主与董事会的要求去履行职责，实现企业当期业绩最大化，以分享股东或雇主的一部分利润，总之不会去追求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也许在职业经理人市场比较充分的地方，情况会好一点。

斯隆是幸运的，遇到了通用这个烂摊子，可以用他的管理思维去大胆治理，由此发展出来一套独特的企业管理体系。

换言之，斯隆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可以直接进入企业制度层面进行创新，构建企业管理当局与管理职能体系，是非常幸运的。这套体系支撑起了整个企业运营以及价值创造的全过程，包括产品的流通过程。斯隆可以依据客观实际的要求，而不只是所有者的要求进行决策；看着顾客的脸，而不是股东的脸进行决策。

斯隆接手的不只是总裁的职务，而是整个企业。与其说他服务了通用公司23年，不如说他当了通用公司23年的老板。所谓老板，就是老要决策、老要拍板的人。最终他依靠自己的实际表现、能力和绩效，成为通用公司的实际掌控人和最高决策人。

在斯隆之前，这种幸运的事情，曾经发生在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身上。1888年，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被科芒特里富香博公司任命为总经理。他从改组公司入手，经过20年的努力，挽救了这家公司，建立健全了公司的管理当局及其管理体系。1918年，他77岁时才退休。退休后，他撰写了《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成为管理学的传世之作。

在斯隆之后，这种幸运的事情，又发生在了福特二世身上。他也是被逼无奈，被迫走上了管理之路。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百年企业是凤毛鳞角的。

每个企业其实都有这种从行政当局转变为管理当局的转折机遇，可以说，没有机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企业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种依靠机遇转身的事情，可以称之为管理不解之谜。遇不到，或抓不住，企业倒下是必然的。

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质是什么？是建立制度化的理性权威，以代替创业者老板的个性权威。法约尔、斯隆与福特二世的故事告诉我们，当高端职业经理人进来之后，企业所有者们要想让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必须约法三章，跟这些职业经理人共同制定制度化的理性规则，乃至完成对企业的整体思考，确定企业创富的事业理论。

中国企业喜欢讲一次创业、二次创业，却不知道从一次创业转向二次创业的核心命题到底是什么？其实，核心命题就是从创业者老板的个性权威，转向制度化的理性权威。建立制度化的理性规则，是真正管理的开始。

真正的管理，不是基于企业股东利益的，而是基于公司利益的，股东只是公司的一个相关利益者群体。公司的利益包括当期的业绩和长期的价值。

管理作为企业的一项特殊职能，必须打通企业分工与组织的关系体系，打通任督二脉，这关系到企业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当期业绩和长期价值之间的平衡。

这也决定了管理这项特殊职能，包含企业的管理当局，以及管理职能体系。前者代替企业的行政当局，后者代替企业的行政等级体系。唯有如此，真正的管理才能在企业中起作用，否则管理就是一张皮，一件裹着行政当局与行政体系的外衣，好看而不中用，或者为了好看而变得花里胡哨。

法约尔、斯隆与福特二世的蓝血十杰的幸运，在于他们遇到了一个需要职业经理人依靠大脑、依靠聪明才智去拯救的烂摊子。没有很多权力更迭上人事的麻烦，直接接盘，获取企业经营与管理的最高决策权。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制度化的理性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展现自己的诚信，保护自己的地位。这种幸运，这种成功，只是一种极端的特例。

企业创业者老板及其创业合伙人，没必要在做大、做虚、做烂的过程中挺到最后一刻，再拱手让给职业经理人接盘，再依靠制度化的理性规则去激活更多人的大脑。万一山穷水尽的那一刻，遇不到法约尔、斯隆或蓝血十杰怎么办？只能自认倒霉，没有科芒特、通用和福特的命，遇不上像样的职业经理人。

更多的企业家，应该学学汉高祖刘邦，不必事必躬亲。否则，久而久之，容易刚愎自用。

或者学学深圳华为、广东美的和江苏益客，不断地打破资本创富的逻辑，不断引进有头脑的职业经理人或专业人士，不断扩大企业的事业伙伴群体，不断弱化资本所有权的概念，弱化企业当局的行政化色彩。按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选择正确的事情去做，并把事情做正确，逐渐确立一种叫作管理的体系，以及制度化的理性规则。

企业制度创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斯隆所开创的事业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表现为劳资对立。激活职业经理人以及专业人士的聪明头脑，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多人的头脑需要去激活，还有更多人的心力和愿力需要去整合，企业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分工一体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以推断，资本的创富逻辑终究会被颠覆，代之以人本的创富逻辑。结论只有一个，在企业制度上，不创新就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