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彼得·德鲁克
 
 
 导读  
 
德鲁克提出，企业的成败在于能否将最顶尖的人才押注于最重大的机会。平庸的分配方式——如照顾庸才、不放弃二流项目、让高手四处救火——终将稀释组织潜力。为此，他推荐“强制选择法”：先对机会与人才分别严格排序，再将排名最高的人才与机会精准匹配。这看似冷酷，却是让战略规划转化为卓越成果的不二法门。 一项行动规划成败的关键是资源的分配，尤以用人决策最为重要。用人决策没被做出并实施，就等于什么事也没做。
 
高素质人才是最稀缺、最富生产力的资源，部署这一资源一定要遵循资源最大化的原则。没有几家企业能坐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四个儿子相媲美的资源，但每家企业若想得到成果，都应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榜样（具体见后面附件）。
 
必须始终将一流人才分派给重大机会，分派给每一分工夫投入可望带来最大回报的领域。同时，必须始终为一流机会配备能力和绩效都出类拔萃的人才。如果重大机会无可用资源，我们必须去打造这些资源。
 
若没有高质量的资源，我们绝对别想抓住重大机会；而高质量的资源绝对不能配置到重大机会以外的地方。我们不能为二流机会创造资源。 然而，要在实践中遵循这些原则并不容易。首先我们会遇到“卡尔曼·罗斯柴尔德之辈”，这些出自显赫家族的公子哥儿即使能力不济，只要忠心、守本分，也会受到关照。给他们一个挂名的闲差总比把重大机会托付给他们更保险，代价更低。对于“卡尔曼·罗斯柴尔德之辈”，让他们做一份闲差，成本不过是给他们开一份薪水；将一个重大机会托付给他们，糟蹋掉的可能是一桩重大新业务的潜在回报。
 
还有一个决策也同样不被企业欢迎，即放弃二流机会，令其自生自灭。如果我们不狠心放弃二流机会，一流机会就会被饿死。
 
不过，最大的诱惑还是企业在各处像撒胡椒面一样遍施一流资源，而不是把它们集中起来。想逃避优先排序决策的痛苦太容易了，只需叫能干的人对不太能干的人“随时恭候提供支持和建议”，而叫他这么做的人所依凭的借口总归是“反正也就花他一两天时间而已，不过是偶尔为之”。但是很快地，这几个凤毛麟角的真正良才就会只顾着扶持弱者和二流机会，其他事都不做了。若想使长处发挥成效，必得将一流资源汇聚一道。任何重大机会都是一次挑战，必得全神贯注和全力以赴才能应对。 看绩效用人的确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所以经理人员应该严于律己，采取心理学家说的“强制选择法”(forced-choice method)。
 
首先将重大机会列个清单，并为每个机会排序。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次强制选择，因为每个机会的排名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模棱两可。接下来，要对一流人才和团队也采用同样的步骤，也就是再次用强制选择法来对其排序。然后，将所有排名高位的人力资源都分派给排名最高的机会。然后轮到排名第二的机会，再然后轮到排名第三的机会，依此类推。在人员配备方面，绝不能为了照顾排名较低的机会而牺牲排名较高的机会。
 
在这个方法中，机会和人才的等级排序才是真正的决策，做好这两项决策，其他的部分自然水到渠成。
 
用人决策是关键性决策，它决定了企业是有一个追求成效的规划，还是只停留在一纸空文。
 
18世纪90年代后期，罗斯柴尔德王朝的奠基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彼时只不过是一个小镇上的放债人，在各大国际金融中心中籍籍无名。可是不到20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无可争议地跻身欧洲的金融巨头之列。它与法国和俄罗斯诸强平起平坐，对势力弱小的皇亲贵族和统治者更是不放在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在短时间内飞黄腾达，是因为它有系统地使家族资源最大化。
 
这个家族有四项顶级资源，就是四个排行靠前的儿子——内森(Nathan)、詹姆斯(James)，阿姆谢尔(Amschel)和萨洛蒙(Salomon)。他们的父亲，为每个人都发掘并挑选了最适合其才干和个性的重大机会，也就是让他们个体“资源”发挥到极致的机会。
 
内森最能干，敢冒险且富有想象力，但为人粗鲁、傲慢。于是，他被派到伦敦，其时伦敦乃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竞争最残酷的市场。咄咄逼人的商界人士每天在那里为了争夺金融和经济势力厮杀，他们压根儿顾不得风度和礼仪，只算计硬通货。
 
詹姆斯驻守在拿破仑辖制的巴黎。巴黎是当时及此后一个世纪欧洲大陆最大的资本市场，也是金融世界最凶险诡谲之地。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同时代的巴尔扎克(Balzac)在小说中描述的那些金融圈的勾当和圈套不全是虚构的，当时的巴黎，受政府或竞争对手收买的间谍无孔不入。金融是一个政治营生，然而当时巴黎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摧毁了许多当时和此后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强大的金融巨头。而这正好让詹姆斯如鱼得水，他是耍手腕的高手，从早年起就一直是家族里的政治战略家。
 
温文尔雅、耐心十足、一副装腔作势高贵做派的萨洛蒙去了维也纳。那里的银行业仍然意味着要跟一个客户打交道——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Court)，这家人喜欢没完没了扯皮，优柔寡断，拘泥于各种繁文缛节，散发着不可一世的贵族气质。
 
再就是法兰克福，这里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家，却是欧洲所有金融中心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最后它成了家族“总经理”阿姆谢尔的大本营。阿姆谢尔为人勤勉，尽职尽责，除了坐镇总部提供后援之外，他别无兴趣。他整日写信向兄弟们传递各路消息，由此建立并经营着一个幅员辽阔的私人信息和情报网。在没有日报、邮局、电报和电话的时代，这个可靠的、近乎垄断的信息情报网令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快速获悉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而阿姆谢尔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在人事领域。他遴选、招募并培训了大批德裔犹太少年，他们甘愿默默无闻，担任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的保密文员和经理人员，最后都成长为家族事业的中坚。
 
不过，更有启示意义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没去干的事。他们没给第五个儿子卡尔曼(Kalmann)分派任何机会，而是把他送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里的王公贵族没有任何生意瓜葛，因此家族地位或财富不会遭受重大损害。但凡家族想给卡尔曼一个机会，他会有各种重要的差事可做。汉堡和阿姆斯特丹也都相当重要，家族有理由在那里发展业务伙伴并建立代理机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看到了大西洋彼岸羽翼未丰的美国的机会。然而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高标准来衡量，卡尔曼的能力算不上出众，而且也不及其他兄弟勤奋。而资源最大化有一个绝对法则，那就是永远不把机会赋予“非资源”，即庸才。那样做不能把机会转化为优点。更何况每一个机会都对应着一个风险，因此如果把机会交给庸才，他们必定会带来危害。如果某人有一个像卡尔曼一样的“第五个儿子”，作为家人当然得妥善照顾他，把他当公子哥儿供着要比让他把握机会所付出的代价低。